電影《肖申克的救贖》里，有個角色叫瑞德。他在監獄里被關了40年，每過10年，就有一個政府官員來問他：“你改過自新了嗎？”到第40年的時候，他被問煩了，說：“我不明白什么叫改過，你是問我后悔了嗎？”官員說：“你后悔了嗎？”瑞德回答：“每天都在后悔。我想和當年那個犯罪的小伙子談談，談一些做人的道理，可那小伙子已經無影無蹤，只剩下我這么個老家伙。”
　　
　　在這段臺詞中，瑞德使用了文學作品中常見的一種修辭手法，把年輕時的自我當作另一個獨立的個體。當年犯罪的小伙子就是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那個年輕的自我陌生化了，像是另外一個人。這種體驗大概只有上了年紀的人才會有吧。
　　
　　這種修辭手法有時也會變成一種虛構手段。我們來看看卡波蒂的小說《米麗亞姆》。大概情節是這樣的，米勒太太61歲，獨居，給自己做飯，偶爾抽支煙。有一個下雪天，她出門去看電影，在電影院遇見一個叫米麗亞姆的小女孩。女孩銀白色的頭發、淡褐色的眼睛，米勒太太對她很有親近之感，因為米勒太太的閨名也叫米麗亞姆。一周后，夜晚11點，米勒太太聽到有人敲門，是小女孩米麗亞姆不請自來。她在米勒太太的房間里檢視一番，吃了份三明治，然后離去。兩天后，小女孩又來敲米勒太太的門，這一次她帶了一個大紙箱子，她說，要搬到米勒太太的公寓里來。米勒太太被這個小女孩惹惱了，她去叫看門人，要把小女孩趕出去。看門人來到米勒太太的公寓，發現屋里并沒有別人。小女孩米麗亞姆不過是米勒太太的幻覺，那是她年少時的樣子，或者是她幻想中的她年少時的樣子。
　　
　　小說將這種與年輕自我的相遇變成一個非常戲劇化的場景。實際上，我們大多數人，到了一定的歲數，并不會像米勒太太那樣出現幻覺，而是會在一瞬間，輕松又不無傷感地看到那個年輕的自己。詩人辛波斯卡是這樣說的：“我也做過小姑娘，我當然認識她。我有幾張她的照片，我對她寫的一兩首詩，感到又逗又可憐。”
　　
　　文學領域一個很常見的說法是，作家與詩人，大多是長不大的小孩，他們本來就有孩子氣的一面。關于這一點，詩人泰德·休斯是這樣說的，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個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構建起一個“第二自我”來應對外部的沖擊，保護那個“孩子”。然而，人生的風雨襲來，“第二自我”潰不成軍，“內心中的小孩”毫無防備地被推向前線。我們的孤獨與無助，都是內心中的那個小孩在受苦。
　　
　　泰德·休斯這個說法太矯情，人總是要成長的，總會變成一個懂得負責的大人，不再哭鬧。一個孩子變成一個大人的過程，就是他不斷拋棄孩子氣的過程。一個青年也會慢慢變成中年人，所謂青春永駐不過是個沒意義的說辭。美國作家菲茨杰拉德，就曾經描述過他與年輕時的自我相會的一個瞬間。一個滄桑的中年人，在一個自由舒展的環境下，追溯昔日夢想，而此時的菲茨杰拉德已來日無多。我把這段文字抄錄到下面，希望你也能體會到生活如夢如幻的時刻——
　　
　　20年代中期的某個凌晨，我在熹微的天光中駕車沿濱海崖路行駛，整個里維埃拉都在腳下的大海上熠熠閃光。極目遠眺，我能看到蒙特卡洛，但那時并不是旅游旺季，也沒有俄國大公在蒙特卡洛賭錢——我在眺望的其實不是蒙特卡洛。我的目光徑直回望到那個鞋底墊著硬紙板、躑躅在紐約街頭的小伙子的心里。我又成了他——在那個瞬間，這個早已沒有夢的我居然有幸能分享到他的夢，時不時地，在某個紐約的秋天早晨或者卡羅來納的春夜，四周靜得能聽到鄰村的犬吠，我也能靜悄悄地靠近他，讓他好不詫異。然而，只有在那個唯一的、轉瞬即逝的時刻，我和他才合二為一，志得意滿的未來和風塵仆仆的過去才能彼此交纏——在那個絢爛無雙的時刻，生活似乎成了一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