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覺得，如果我們都能像說相聲的一樣去面對生活，這個世界也許將會變得更加美好。
　　
　　生活總會有苦難，黑暗的心情會在任何情況下不期而至，你隨時可能會為莫名其妙的煩惱暴躁，而且無論如何擺脫不開，就像身處夢魘之中，明明知道它將離去，但是覺得總要等上幾千幾萬年—這也就是佛家所謂的“無名”。
　　
　　這種時候，就很需要像相聲一樣面對生活，那是這樣一種心態：不否定一切卻調笑一切，不侮辱一切卻曲解一切，不像英雄似的直面困難卻用近乎輕浮的方法解決困難，讓自己開心，讓自己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有點阿Q，絕不犬儒。
　　
　　相聲藝人可能是最喜歡用這種方式生活的人，因為這門藝術已經在他們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跡，并以他們為載體一代代傳承下去。
　　
　　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這次的例子是臺上的“現掛”。“現掛”就是根據現場的情況即興編的詞，在有些情況下，現掛的目的是解決現場發生的問題，把觀眾的精神重新集中到舞臺上來，比如侯寶林先生那個著名的“救火車”的例子。說《婚姻與迷信》正說到“新娘子邁火盆，這多危險，要引起火災來怎么辦？”忽然外邊救火車聲音大作，觀眾都往外看，這時候觀眾的神已經散了，再往后說什么都不樂了，侯先生不慌不忙地說：“你聽，這不定是哪家又結婚呢。”一個山崩地裂的大包袱之后，觀眾的精神又全都回到了臺上。
　　
　　這只是現掛的作用之一，還有些現掛是說給演員自己和后臺人聽的，功能性不強，但在演員自己聽來，無比可樂。
　　
　　我是睡不醒的那種人，平時只要是自然醒，都是十個小時以上。某才女說：你只在睡覺這件事上有天賦。
　　
　　有一天下午演出，差點睡過了。頭天晚上熬夜到四點多才睡。早晨十點多鬧鐘響了，一想再睡個回籠覺吧，剛十點多，也晚不了。誰想到再一睜眼就快三點了，而下午的節目是倒數第三，三點二十就得上了。嚇得我趕緊起床，打車去園子。進園子后臺，已經快三點十五了，穿上大褂，基本上就接場了。周圍人都向我怒目而視，臨上場前一分鐘我跟王文林先生說了說起晚了的事，就算向大家道過歉了。
　　
　　節目中，我讓我的主角加了兩句話，說：“我早晨十二點多一起床，一看春光明媚⋯⋯”王先生攔著：“不對啊，十二點多怎么還早晨啊？”我說：“十二點多不算晚，我們說相聲的都得晚睡，十二點起不新鮮，我們還有三點才起的呢。”
　　
　　連王先生帶我都繃不住樂了，我還聽到幕后邊傳來大笑之聲。
　　
　　這也算是自我挖苦，算另一種形式的道歉吧。
　　
　　再舉一個比較終極的例子。在這個例子里，相聲藝人作為“江湖人”的本質暴露無遺。
　　
　　說相聲的以不吃眼前虧為原則，逮著什么就說什么，得機會就罵罵別人，沒有機會就罵罵自己。在說相聲的嘴里，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外至親朋好友，內至爺娘妻子，無一不說，無一不開玩笑，甚至是無一不糟蹋，可稱是百無禁忌。
　　
　　曾經有一個相聲老藝人與人口角，被人指著鼻子罵道：“我×你媽！”明顯，對方已經到了氣頭兒上，只要是他一還言，必要挨打，可是話擠對到那兒，不還言又實在說不過去。只見這個相聲老藝人聳聳肩，不屑地扔下一句：“誰出來演出還帶著媽呀？”擠出人群揚長而去。
　　
　　圍觀眾人無不暗挑大指：這可算得上是毫無原則地趨利避害的典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