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他從一所重點大學畢業，夢想就是出國留學。當時每個重點院校都有兩個研究生名額可以保送出國留學。為了圓夢，他經過兩年努力，在研究生考試中名列全校第一。然而，因為他在校期間并不是學生干部或骨干，所以出國名單里沒有他。他不甘心，開始到處打聽，最后了解到北京廣播學院還有一個空名額。當他想盡辦法將學籍轉到了北廣時，申報時限已過，名額已交回國家教育部了。
　　
　　他不甘心就這樣失去機會，抱著一線希望，他找到國家教育部出國留學司，工作人員告訴他：“已經審批完了，來不及了。”工作人員的話好像一根芒刺，刺在了他心上。他仿佛看見那個叫做“希望”的火種，剛被點燃又要熄滅。他想了一夜，還是不想放棄。最后，他為自己想了一個辦法——他開始每天去國家教育部“上班”，地點是教育部門口，一天四次問候出國留學司的司長。起初司長很奇怪，什么時候教育部“多”了一個保安而且還只跟自己打招呼？到了第五天的中午，司長吃完午飯回來的時候，他還像往常一樣問候：“您吃完啦，還有點時間可以午睡休息一下。”這一次，司長終于回答說：“我不午睡了，你跟我到辦公室來一下。”到了辦公室，司長問他：“你為什么天天在這里等我呢？”他立即說明了原因，司長聽了卻什么也沒說。第六天，他照樣去“上班”，中午的時候他又被叫了進去，這一回司長給了他一堆資料說：“這些你拿回去填一下。”第七天，司長遞給他一張紙，笑著說：“這是你一直想要的東西。”那張紙就是出國留學批準證。
　　
　　在美國留學期間，他開始嘗試自主創業。先后創建了三家公司，有“雙鷹軟件公司”、“好萊塢影業娛樂公司”，以及一家移民服務機構“美國第一移民律師事務所”。顯而易見，移民律師事務所，一定要與名目繁多復雜的法律條文打交道，而他是計算機博士出身對法律一竅不通。但是經過觀察他注意到一個現象——別家事務所都是按小時收費，而移民通常會選擇打電話的方式來咨詢，經常是花上一兩個小時都問不明白，但錢卻隨著時間的流逝花掉了，這讓人感覺移民咨詢就像個無底洞，不知道得花多少錢才能辦成。對此，他采用了和別家不一樣的經營方式：按案例收費。比如：工作卡轉簽證收1000美金，簽證轉綠卡600美金等，最重要是他做出了承諾：辦不成不收費，成功了再收費。這樣他的移民律師事務所一炮打響，開業五個月后就在洛杉磯排名第一。然而，他并不滿足這一切，他覺得自己欠缺的地方還很多，他要到大公司學習幾年，將來再干自己的事業。
　　
　　1994年，他抱著“偷師學藝”的目的，賣掉了自己的“小公司”，進入全球著名公司——微軟總部，成為一名普通的技術員。在微軟技術人員有一萬五千多人，他只是其中的一員，基本上沒有得到重視的可能。他想，要在眾多人之中脫穎而出，就必須為自己創造成功的機會，避開與其他人的正面競爭。在微軟工作五個月后，他發現了微軟在Windows系統開發模式上有明顯的時間落差，即：英文版本開發出來后，需要過八個月中文版本才開發出來，再過五個月日語版本才開發出來。其實，當時也有很多技術人員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他們都只是提出了問題并沒有認真研究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他開始利用業余時間研究新的開發模式，找出一種可以將三種不同版本都用同一模式進行開發的方式，使Windows系統的全球發布做到零時差。經過反復測試確定其準確度和可操作性之后，他直接給比爾·蓋茨發了封郵件，把自己的想法和測試結果告訴他。隨后，他又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并將編好的程序都放在了里面，等待上司的召喚。比爾·蓋茨接到郵件后十分重視，馬上轉發給他上司的上司。這個上司接到比爾·蓋茨的郵件，不敢怠慢，立即把他找去談話。最后會議一致通過了他的方案，決定公司里3500人都要使用這種研發模式。因為要在公司里宣傳這種模式，還要成立一個宣傳部門，理所當然，候選人只有他一個，他在進入微軟八個月后當上了部門高級經理。8年后，他升任微軟中國區總裁，最后被比爾·蓋茨授予微軟公司終身榮譽總裁。
　　
　　他就是被人稱為“打工皇帝”的唐駿。他的每一次成功跳槽都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打工者的神話。2008年4月，他離開“盛大網絡”后又以10億元的身價，再次跳槽到新華都集團擔任總裁兼CEO，成為中國職業經理人領軍人物。
　　
　　人生在世誰不渴望成功，而對于“成功”唐駿這樣認為：“論成功，如果與比爾·蓋茨和陳天橋比，我可能永遠比不上。但我和自己5年前、10年前比，我成功。論打球，我永遠比不上姚明，但我今年就覺得比去年進步得多。成功是沒有可比性的，自己才是衡量成功與否的標尺。所以，成功要和自己比，千萬不要和別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