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視覺沖擊、情感動員、環保科普，到用政策和法理解讀，國人的神經可能從來沒有為垃圾繃得這么緊過。
　　
　　“你是什么垃圾”
　　
　　“耐人尋味的是，在21世紀，鏡頭已經變得無處不在，然而鏡頭很少對準我們食物的來源和能源的出處，以及我們制造的垃圾的去向……我們活在一種幻象里，感覺我們產生的所有廢物——從排泄物、垃圾到有害廢棄物，都可以憑空消失，就像我們沖馬桶那樣輕易。”《現實泡沫》的作者奇亞·湯漢說。在各種關于垃圾分類的網絡段子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是，充當志愿者的上海阿姨對前來扔垃圾的年輕人的詢問：“你（扔的）是什么垃圾？”該問句與互聯網文化的自嘲精神完美契合，于是被上升為“直擊靈魂深處的拷問”。另一個是按照上海市目前推行的垃圾分類準則，處理沒喝完的珍珠奶茶。正確的步驟為：先撕下封口的塑料膜，倒出珍珠和其他液體殘渣（歸為濕垃圾），然后將塑料膜和吸管投入干垃圾桶，最后把塑料杯洗凈作為可回收垃圾。這一系列操作讓不少人直呼麻煩，于是大家開玩笑說，以后在上海連珍珠奶茶都不敢喝了。
　　
　　可問題是，倒推一下，一杯珍珠奶茶就是這樣一步步打包完成的：取塑料杯，加奶茶，加“珍珠”，加糖，封口，插吸管，套塑料袋……在一定程度上，垃圾分類迫使我們去正視商品的生產和包裝過程、物質構成，以及與之對應的處理方式，而這正是我們很不習慣去做的一件事。這個時代的座右銘是“活在當下”——無須糾結過去，也不必擔心未來，只需享受你現在所擁有的，也許是一杯珍珠奶茶，也許是一份外賣，也許是一部“愛瘋”（蘋果手機）。然而“垃圾分類”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把我們拉回時間的三維當中，這樣說來，它的確是“直擊靈魂深處的拷問”。
　　
　　記得我從英國完成學業動身回國前夕，曾為處理一批電子垃圾大傷腦筋。英國的垃圾回收政策規定，廢電腦和廢手機之類的電子垃圾必須交給居住地所在的地方管委會處理，并投入指定的回收中心。而且，還需攜帶住址證明才能投放電子垃圾。然而，回國前手忙腳亂的我覺得特地去打印住址證明太過麻煩，而且回收中心離我家也不近。于是，我帶著一箱廢電腦、掃描儀等電子垃圾來到學校，心想可以交給學校的回收中心。然而，回收中心的工作人員詢問我“是哪個單位的”后，拒收了我的東西。他們說要交回院系，之后統一時間上門收走。于是兜兜轉轉，我最終汗流浹背地把一箱電子垃圾交給了學院的博士生管理秘書。這是我迄今為止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電子垃圾丟棄經歷。繁復的過程讓我意識到電子產品物質構成的特殊性和有害性，也讓我開始倍加珍視當下擁有的每一臺電子設備。
　　
　　英國社會心理學家邁克爾·畢利格曾指出，消費主義的愉悅建立在人們對商品生產過程的集體遺忘之上；令人感到不適的生產過程往往被產品的標價和各種酷炫的產品宣傳所遮蔽。在我看來，消費主義的集體遺忘也包括我們對商品成為廢品后流向何方的不管不顧。看似煩瑣的垃圾分類也許是個開始，它讓丟棄不再那么輕易，進而也就能讓我們意識到，每一件商品都是人力和物力的結晶，亦會對我們的物質環境產生實際的影響。鼓勵人們反思不計后果的消費方式，并減少此類消費，應該是垃圾分類政策的最終落腳點。
　　
　　但問題是，人們有閑工夫思考這些問題嗎？
　　
　　環保的社會分層與背后的綠色正義
　　
　　“老板，我不需要塑料袋，我想更環保些，關心一下地球。”
　　
　　“哦，你這想法很好呀，不過不是每個人都像你這么想。”
　　
　　“我就不這么想。我連飯都吃不飽，還關心什么地球。”
　　
　　以上這段對話來自我在英國的一次買菜經歷，它指向的是環保行動的社會分層問題。我有獎學金資助，衣食無憂，學業之余也有精力了解全球的氣候變化和污染問題。但對那些終日為生計奔波的貧困人群而言，環保問題可能就顯得非常遙遠。這并非意味著環保就該遠離這些所謂的社會“底層”人群。全球環保運動中有個重要的概念，叫“綠色正義”。它的核心命題是：氣候變暖、垃圾泛濫等環境問題對窮人以及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負面影響，要比對富人和發達國家的大得多。因此，環保并不只是一個環境問題，也是社會資源的分配問題。
　　
　　我曾經看過一部紀錄片《感謝降雨》，主人公基西盧是肯尼亞的一個農民。他目睹自己的村莊因氣候變化而遭遇連年的干旱和土地荒漠化。村民為了生計，只得砍伐更多的樹木，造成當地環境的惡性循環。基西盧決心打破這一惡性循環。他不僅發動村民停止伐樹，還嘗試進行生態種植，成了一名二氧化碳減排的行動主義者，在巴黎氣候大會這樣的國際場合訴說肯尼亞農民的生活經歷。這個故事一方面表明，所謂窮人的環保意識絕非沒有覺醒的可能；另一方面，它讓我們開始思考，一個圍繞環境問題開展的、更加開放的對話平臺該如何實現。
　　
　　在中國語境下，政策制定和執行者除了推廣環保理念，更需了解來自不同階層、職業和地區的人們是如何參與或是拒絕參與環保行動的，了解他們各自面臨的生活困難，而非一刀切地對垃圾分類、燃燒秸稈等問題進行罰款。
　　
　　從環衛工、快遞員和外賣騎手到從事其他職業的農民工，這些都市“隱形人”的想法和命運，都是我國全面推行各項環保措施不可繞開的考量要素。
　　
　　同樣需要引起更多關注和討論的是各地區在環境問題上不平等的可見度。十幾年前廣州、廈門等大城市由白領組織的反垃圾焚燒廠和PX化工廠抗議，雖然體現了市民和市政府間良性的博弈和協商，但我們也需要拷問，這類被大城市拒絕的化工廠和焚燒廠最終在哪里選址？農村和中小城鎮的居民是否會成為發達地區環保舉措的犧牲品？
　　
　　回歸社群，超越“單向度的人”
　　
　　綠色正義也和經濟發展模式緊密相關。在《巴黎氣候協定》的制定過程中，與會代表為各個國家的碳排放限額爭得不可開交。發達國家把二氧化碳超標的矛頭指向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但也有西方的有識之士反思，英美等國既然已完成了工業化，也就完成了對地球“不可避免的污染”（這些污染如今依然持續影響著地球），而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較低，因此發達國家應該承擔更多二氧化碳減排的義務。
　　
　　這樣的反思也適用于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目前的人均碳排放量雖不及西方發達國家，但也早已位居發展中國家的首位，遠超巴西和印度。中國部分城市和地區的發展程度已經可比肩甚至超過西方，城市居民享受著極為便利和高能耗的生活，浸淫于私家車、外賣、網購和各種電子產品構成的美麗新世界中。相應地，我們也有義務充當環保行動的急先鋒。
　　
　　我數次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呼吁，為了控制垃圾的產生，應當減少網購、外賣和電子產品的更新頻率。一些學經濟的朋友對此卻不以為然。他們擔心消費欲下降會令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產生嚴重的社會后果。
　　
　　還有人指出，如果大家的消費越來越少，到頭來失業的將是電子產品生產線上的工人，還有外賣和快遞小哥等。我承認這些都是切合實際的思考，但也想到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馬爾庫塞指出，發達工業社會雖看似文化昌明，卻壓制了人們的否定和批判性思維，使得我們不再想象或追求與既有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過去30多年，GDP高速增長一直是我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追求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與此對應，追求更加快捷和便利的生活似乎早已成為單向度的國民追求。為了地球和子孫的未來，我們是否該適當地放緩經濟發展的腳步，去思考一味地求新求快會付出怎樣的環境代價？
　　
　　當下推行垃圾分類的難度在于，人們花了不少力氣去做這件事，但獲得的好處是社會公益性的，暫且看不見，也享受不到。這樣不相稱的投入與回報令許多習慣了市場經濟運行規則的人感到陌生。
　　
　　環保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市場的。比如，雇人刷碗的成本要比使用一次性餐具大得多，因此許多餐飲經營者選擇了后者。對環境這樣的公共利益而言，市場調控多數時候是失靈的。因此，毋庸置疑，環保一方面需要政府行為的介入；另一方面，關于減少消費和抵制消費主義的討論，哪怕理論上可能造成失業等社會問題，但把人類共同體的命運和我們個體的欲望聯系起來，這是打破“單向度的人”必須具備的輿論基礎。也只有具備了這樣的基礎，政府執行更為嚴格的限塑令才不致招來人們“這也太不方便了”的拒斥和不解。
　　
　　我們太需要反思自己的“方便”會給他人和整個社會帶來怎樣的“不便”了。“舍小家為大家”的口號何時已經遠離了我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