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許聽說過美國心理學家沃爾特·米歇爾那個著名的“棉花糖實驗”——給孩子們兩個選項：一個是他們能立即享用一顆棉花糖，另一個則是他們要獨自等待20分鐘，之后可以獲得兩顆棉花糖，二者只能選一項。
　　
　　這個實驗在2006年經《紐約時報》記者大衛·布魯克斯報道后廣為人知。實驗者后來發現，那些能等待得到兩顆棉花糖的孩子，成年后身材保持得更好、社交更活躍、人生更成功，并且有更高的成就——堅持時間最短的3個孩子與堅持時間最長的3個孩子，SAT（美國高考）總分相差210分。
　　
　　只是，米歇爾這個實驗的名字并不叫“棉花糖實驗”，因為孩子們的喜好各不相同，獎品除了棉花糖，還有曲奇餅、小脆餅、薄荷糖之類。這個實驗的名字叫“學齡前兒童為了獲得更加豐厚的獎勵物的自我延遲滿足實證研究”。
　　
　　“延遲滿足”，其實就是通常說的對眼前誘惑的忍耐力，雖然拗口，但顯然更準確。事實上，奧地利經濟學派比米歇爾更早關注到這個問題。只是他們用的名詞更拗口——時間偏好。
　　
　　經濟學家把時間偏好視為中性概念，但顯然這一概念無法成為成功學概念，難以引起大眾的興趣。經濟學家注意到，整體上，狩獵、采集和游牧社會的時間偏好，明顯高于精細的農業社會。在同等情況下，人口壓力較大、競爭激烈的社會，延遲滿足的能力通常也更強。
　　
　　很顯然，經濟學家的時間偏好理論，不像棉花糖實驗那樣著名，他們實在是缺少像米歇爾那樣細致的實證研究。
　　
　　米歇爾這項實驗最驚人的是其后續研究。2009年，參與實驗的部分孩子重返斯坦福大學。當年他們是斯坦福必應幼兒園的孩子，此時他們大都年滿45歲。研究人員發現，那些延遲滿足能力強的人，前額葉皮層區更活躍，這個區域負責解決問題、克制沖動行為；而延遲滿足能力較弱的人，中腦皮層更活躍，該區域位于大腦深處更原始的部分，與人們本能的欲望、快感及成癮有關。
　　
　　中國人喜歡說“三歲看大”，我們的普遍經驗也認為自律的人更容易成功。但米歇爾的實驗昭示的結論似乎過于殘酷——一個人的命運，難道完全是由先天的基因決定的？
　　
　　最有力的挑戰來自美國同行。2023年，塞萊斯特·基德等人發表了有關重復棉花糖實驗的論文。他們對實驗做了更細微的控制，由此發現孩子的表現取決于他走進實驗室之前習得的信念，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的影響。簡言之，將孩子的一切表現，均歸結為先天控制力的差別，顯然為時過早。
　　
　　這個研究結果或許比米歇爾的棉花糖實驗來得更殘酷——貧窮不但來自父母的遺傳，更來自父母造就的家庭環境。在一個無法建立承諾與信任反饋的家庭，孩子會更傾向于即時滿足，因為他不知道下一刻，那個承諾過的獎勵是否還在。
　　
　　在極端情況下，延遲滿足能力與成就大小體現得非常直觀：馬克思創作《資本論》，前后花了40年時間；歌德寫《浮士德》，則用了60年。
　　
　　歐洲那些恢宏壯麗的大教堂，體現得更為極致。最夸張的當屬科隆大教堂，建造時間前后竟然花了632年。
　　
　　跨越幾代人的接力工程并非古代才有，西班牙巴塞羅那的圣家族大教堂，始建于1882年，迄今仍未完工。1883年接手主持工程的設計師高迪說：“我的客戶（上帝）并不著急。”1926年高迪去世時，大教堂的工程完工度不到1/4。
　　
　　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她的一個傾慕者為她訂購的一塊懷表，制作時間長達44年。完工時，距離王后被砍頭已過去34年。當初的接單者也已經去世4年。
　　
　　瑞士的侏羅山谷是傳奇名表的匯集地。人們喜歡說，這里之所以是瑞士手表的真正發源地，是因為氣候條件惡劣，常年大雪封山，農戶只能躲在家里靠制表來打發時間。這個解釋顯然沒考慮延遲滿足能力起到的關鍵作用。侏羅山谷的匠人，以極高的延遲滿足能力，花費難以想象的工時，打造出了極為精密的鐘表。
　　
　　釀酒師也是延遲滿足能力突出的一群人，因為酒的釀造也需要繁復的工藝和精湛的技術。諸如此類對時光的打磨，顯然與“打發時間”相去甚遠。
　　
　　在延遲滿足能力上，不同人群表現出的集體差異，是先天的還是后天的？美國經濟史學家格雷戈里·克拉克長期關注歷史上的社會流動性問題，他的研究或許可以提供參考。
　　
　　克拉克發現，英格蘭的銀行利率自1400年的10%開始穩步下降，到1850年已降至3%。克拉克認為，利率變化排除通脹和其他因素，主要來自社會不斷提升的抑制消費沖動的能力，即英格蘭人越來越有耐心和儲蓄意愿。
　　
　　克拉克認為，13世紀后，英格蘭很少遭到外敵入侵，相對其他地區更為和平。穩定和平的社會環境，有利于延遲滿足能力強的人。克拉克研究大量遺囑后發現，富裕家庭的后代人數遠比貧困家庭多——遺產低于24英鎊的中低收入家庭，他們的后代人數低于兩人。
　　
　　克拉克還從稀有姓氏著手，對比其中的富裕家族與在法庭留有案底的家族，這再次佐證了他前面的推斷——如果說自律、延遲滿足是一種富裕基因，那么時間篩掉了更多的貧困基因，雖然很多富裕家庭的后代會變成中下階層。
　　
　　在克制即時消費能力提升的同時，英格蘭人的勞動意愿也變得更強烈，他們的勞動時間變長，能忍受無休止的重復勞動。此外，整個社會的暴力行為也大幅下降，600年間，男性謀殺率從0。3%下降到0。01%。
　　
　　克制、忍耐是違反人自然天性的特質，但一個保護和注重財富積累的社會，會通過強烈的競爭壓力不斷篩選并形成自我規訓文化，逐漸抑制人天性中的沖動，比如好斗——這是狩獵采集社會利于個體和部落生存的特質。
　　
　　英格蘭人經過數百年和平的農業發展，整體的延遲滿足能力不斷提升。以25年為一代，工業革命前幾百年的穩定社會，足以改變整個英格蘭社會在延遲滿足上的整體表現。克拉克認為，工業革命發生在英格蘭而非其他地方，前述的自我進化，是必不可少的準備條件。
　　
　　克拉克的觀點似乎也可以很好地解釋東亞經濟奇跡：東亞經歷了比歐洲更漫長的精細農業，人口高密度的競爭壓力，培養出舉世無雙的吃苦耐勞和精打細算能力，在工業化上總是比其他非西方國家有更卓越的成就。
　　
　　讓我們回到棉花糖實驗。塞萊斯特·基德等人的研究，揭示了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如果貧窮來自“遺傳”，那么，其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環境塑造的。但這也是一個好消息，它意味著人的自控能力可以通過后天的科學方法加以提升，人可以進而改變自己的命運。
　　
　　事實上，這也是米歇爾后期研究的重點。對天生延遲滿足能力強的人來說，很多時候他們會把這個過程當成一種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