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弗里蒙特的鄰居多數(shù)是巴士司機、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濟金生活的未婚媽媽，確切地說，全是被里根的經(jīng)濟政策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藍(lán)領(lǐng)工人。爸爸是我們那棟樓里唯一的共和黨黨員。
　　
　　但被污染的空氣刺痛他的眼睛，汽車的聲響害得他頭痛，還有，花粉也讓他咳嗽。水果永遠(yuǎn)不夠甜，水永遠(yuǎn)不夠干凈，樹林和原野都到哪里去了？開頭兩年，我試著讓爸爸參加英語培訓(xùn)班，以提高他的英語水平。但他對此不屑一顧：“也許我會把‘cat’拼出來，然后老師會獎給我一顆閃閃發(fā)光的星星，那么我就可以跑回家，拿著它向你炫耀了。”
　　
　　1983年春季的某個星期天，我走進一家出售平裝舊書的小店。我跟爸爸說等我5分鐘，他聳聳肩。他當(dāng)時在弗里蒙特某個加油站上班，那天正好休假。我看到他橫跨弗里蒙特大道，走進一家雜貨店，店主是一對年邁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們白發(fā)蒼蒼，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病，先生則換過髖骨。
　　
　　我正在翻閱一本破舊的懸疑小說，突然傳來一聲尖叫，還有玻璃碎裂的聲音。我放下書，匆匆穿過馬路，走進雜貨店。我發(fā)現(xiàn)阮氏夫婦站在柜臺后面，嚇得臉如死灰、緊貼墻壁，阮先生雙手抱著他的太太。店里，橙子散落一地，雜志架翻倒在地，一個裝牛肉干的罐子被砸得粉碎。
　　
　　原來爸爸想買橙子，身上卻沒有現(xiàn)金，他給阮先生開了一張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證件。“他想看我的證件，”爸爸咆哮道，“快兩年了，我在這里買這些該死的水果，把錢放進他的口袋，這個狗雜碎居然要看我的證件！”
　　
　　“爸爸，這又不是針對你。”我說，并朝阮氏夫婦擠出微笑，“他們理應(yīng)查看證件的。”
　　
　　“我不歡迎你來這里。”阮先生說，他站在他妻子身前，用拐杖指著爸爸，然后轉(zhuǎn)向我，“你是一個很好的年輕人，但是你爸爸，他是一個瘋子。這里再也不歡迎他。”
　　
　　“他以為我是小偷嗎？”爸爸抬高了聲音說，外面圍滿了旁觀的人，“這是個什么國家？沒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要叫警察。”阮太太說，她探出頭來，“你快離開，要不我就喊警察了。”
　　
　　“求求你，阮太太，別叫警察。我把他帶回家，請別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
　　
　　“好的，你帶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說。他戴著金絲邊眼鏡，眼睛一直盯著爸爸。我拉著爸爸離開，他出來的時候踢飛了一本雜志。我讓他在街邊等我，然后轉(zhuǎn)身回店里向阮氏夫婦道歉，告訴他們爸爸處境艱難。我把家里的電話和地址給了阮太太，告訴她估算一下?lián)p失了多少東西。“算好之后請打電話給我，我會賠償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從我手里接過紙片，點點頭。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時抖得厲害，這讓我很生爸爸的氣，他把一個老太太嚇成這樣。
　　
　　“我爸爸仍在適應(yīng)美國的生活。”我解釋說。
　　
　　我想告訴他們，在喀布爾，我們折斷樹枝，拿它當(dāng)信用卡。哈桑和我會拿著那根樹枝到烤馕店去。店主用刀在樹枝上刻痕，劃下一道，表示他從火焰升騰的烤爐中取了一個馕餅給我們。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樹枝上的刻痕付錢給他——就是這樣，沒一點兒問題，不用身份證件。
　　
　　但我沒告訴他們。我感謝阮氏夫婦沒叫警察，然后帶爸爸回了家。我燉雞脖子飯的時候，他在陽臺抽煙生悶氣。
　　
　　那晚我們默默吃飯。爸爸只吃了兩口，就把盤子推開了。
　　
　　我的目光越過桌子，望著他，他的指甲開裂，被機油弄得臟兮兮的，他的手指被刮傷了，衣服散發(fā)出加油站的味道——塵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一個再婚的鰥夫，總會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懷念賈拉拉巴德的甘蔗地，還有帕格曼的花園。他懷念那些在他屋里進進出出的人，懷念索爾市集擁擠的通道，他走在那里，和他打招呼的人認(rèn)得他、認(rèn)得他的父親、認(rèn)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個祖宗的人，他們的過去交織在一起。
　　
　　對我來說，美國是一個埋葬往事的地方。
　　
　　對爸爸來說，這是一個哀悼過去的地方。
　　
　　“也許我們應(yīng)該回到白沙瓦。”我看著玻璃杯里的冰塊說道。我們在那里度過了半年的光陰，等待移民局核發(fā)簽證。我們那間滿是塵灰的房子散發(fā)著臟襪子和貓糞的氣味，但住在我們周圍的全是熟人——至少爸爸認(rèn)得他們。他會邀請整條走廊的鄰居到家里吃晚飯，他們中多數(shù)都是等待簽證的阿富汗人。當(dāng)然，有人會帶來手鼓，也有人帶手風(fēng)琴。茶泡好了，嗓子還可以的人會高歌一曲，直到太陽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邊更開心，爸爸，那兒更有家的感覺。”我說。
　　
　　“白沙瓦對我來說是好地方，但對你來說不是。”
　　
　　“你在這兒工作太辛苦了。”
　　
　　“現(xiàn)在還好啦。”他說，“再說，我又不是為了自己才讓我們兩個來到這里的，你知道嗎？”
　　
　　我把手伸過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學(xué)生哥兒的手，干凈柔軟；他的是勞動者的手，骯臟且長滿老繭。我想起在喀布爾時，他給我買的那些卡車、火車玩具，還有自行車。如今，美國是爸爸送給我的最后一件禮物。
　　
　　我們到美國一個月之后，爸爸在華盛頓大道找到工作，在一個阿富汗熟人開的加油站當(dāng)助理——他從我們初到美國那天就開始找工作了。
　　
　　每周六天，每天輪班十二個小時，爸爸給汽車加油、換油、擦洗風(fēng)擋玻璃，還要收銀。有好幾次，我?guī)顼埥o他吃，發(fā)現(xiàn)他正在貨架上找香煙，油污斑斑的柜臺那端，有一個顧客在等候。在熒光燈的照射下，爸爸的臉扭曲而蒼白。每次我走進去，門上的電鈴會“叮咚叮咚”響，爸爸會抬起頭，招招手，露出微笑。
　　
　　被聘用那天，爸爸和我到圣何塞去找我們的移民資格審核官杜賓斯太太。她是一個很胖的黑人婦女，眼睛明亮，笑起來會有兩個酒窩。爸爸將一疊食物券放在她的柜臺上。“謝謝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說，“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國，我有工作。非常感謝，杜賓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歡接受施舍。”
　　
　　杜賓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拿起來，看看我，又看看爸爸。“我干這行十五年了，從來沒人拒絕我。”她說。就是這樣，爸爸結(jié)束了在收銀臺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擔(dān)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濟金買食物。爸爸走出福利辦公室時，好像大病初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