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妹妹不識字，她一天學都沒上過。我的大姐、二姐各上過三年學，我上過九年學，弟弟上了大學。只有我妹妹從未踩進學校的門口。
　　
　　不管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我們姐弟都很喜歡讀書。比如我二姐，她比我大兩歲，因村里辦學晚了，二姐與我在同一個年級，同一個班。二姐學習成績很好，在班里數一數二。1960年夏天，我父親病逝后，母親就不再讓二姐上學了。那天正吃午飯，二姐一聽說不讓她上學，連飯也不吃了，放下飯碗就要到學校里去。母親抓住她，不讓她去，她使勁往外掙，母親就打她。二姐不服，哭得聲音很大，還躺在地上打滾兒。母親的火氣上來了，抓過一只笤帚疙瘩，打二姐打得更厲害。與我家同住在一個院的堂嬸兒看不過去，說哪有這樣打孩子的，要母親別打了。母親這才說了她的難處，母親說幾個孩子嘴都顧不住，能掙個活命就不錯了，哪能都上學呢！母親也哭了。見母親一哭，二姐沒有再堅持去上學，哭了一會兒爬起來到地里去薅草。從那天起，二姐就失學了。
　　
　　我很慶幸，母親沒有說不讓我繼續上學。
　　
　　妹妹比我小三歲。在二姐失學的時候，妹妹也到了上學的年齡。母親沒有讓妹妹去上學，妹妹好像也沒提出過上學的要求。我們全家似乎都把妹妹該上學的事忘記了。妹妹當時的任務是看管我們的小弟弟。
　　
　　小弟弟有殘疾，是個羅鍋腰，我嫌他難看，放學后或是星期天，我從不愿意帶他玩。他特別希望跟我這個當哥哥的出去玩，我不帶他他就大哭。他哭我也不管，只管甩下他跑走了。他只會在地上爬，不會站起來走，反正他追不上我。一跑到院子門口，我就躲到墻角后面觀察他，等他覺得沒希望了，哭得不那么厲害了，我才悄悄溜走。
　　
　　平日里，都是我妹妹帶他玩。妹妹讓小弟弟摟緊她的脖子，她雙手托著小弟弟的兩條腿，把小弟弟背到這家，背到那家。她用泥巴給小弟弟捏小黃狗，用高粱篾子給小弟弟編花喜鵲，還把小弟弟的頭發朝上扎起來，再綁上一朵石榴花。有時她還背著小弟弟到田野里去，走得很遠，帶小弟弟去看滿坡地的麥子。妹妹從來不嫌棄小弟弟長得難看，誰要是說小弟弟是個羅鍋腰，妹妹就跟人家生氣。
　　
　　妹妹還會捉魚。她用竹籃子在水塘里捉些小魚兒，炒熟了給小弟弟吃。那時我們家吃不起油，妹妹炒魚時只能放一點鹽。我聞到炒熟的小魚兒很香，也想吃。我騙小弟弟，說替他拿著小魚兒，他吃一個，我就給他發一個。結果有一半小魚兒跑到我肚子里去了，小弟弟再伸手跟我要，就沒有了。
　　
　　小弟弟突然病死后，我想起了這件事，覺得非常痛心，非常對不起小弟弟。于是我狠狠哭，哭得渾身抽搐、四肢麻木，幾乎昏死過去。母親趕緊找來一個老先生，讓人家給我扎了幾針，放出幾滴血，我才緩過來。
　　
　　我妹妹下面還有一個弟弟，是我們的二弟弟。二弟弟到了上學年齡，母親按時讓他上學去了。這時候，母親仍沒有讓妹妹去上學。妹妹沒有跟二弟弟攀比，似乎也沒有什么怨言，每天照樣下地薅草、拾柴、放羊。大姐二姐都在生產隊里干活兒，掙工分，妹妹還小，隊里不讓她掙工分，她只能給家里干這些小活兒。我們家做飯燒的柴草多半是妹妹拾來的。妹妹一天接一天地把小羊放大了，母親把羊牽到集上賣掉，換來的錢一半給我和二弟弟交學費，另一半買了一只小豬崽。
　　
　　中午我回家吃飯，常常看見妹妹背著一大筐青草從地里回來。我們家養豬很少喂糧食，都是給豬喂青草，妹妹每天至少要給豬薅兩大筐青草才能把豬喂飽。妹妹的臉曬得通紅，頭發辮子毛茸茸的，汗水浸濕了打著補丁的衣衫。我那時對妹妹不是很關心，很少跟她說話，妹妹每天薅草、喂豬，我沒覺得有什么不正常。至于家里讓誰上學，不讓誰上學，那是母親的事，不是我的事。
　　
　　妹妹是很聰明的，學東西很快，記性也好。我們村有一個老奶奶，會唱不少小曲兒。下雨天或下雪天，妹妹到老奶奶家去聽小曲兒，聽幾遍就把小曲兒學會了。妹妹唱得聲音顫顫的，雖說有點膽怯，但比老奶奶唱得還要好聽許多。我們在學校里唱的歌，妹妹也會唱，我想定是我們在教室里學唱歌時被妹妹聽到了。
　　
　　我們的教室是土坯房，房四周裂著不少縫子，一唱歌傳出很遠。妹妹也許正在教室后面的坑邊薅草，她一聽唱歌就被吸引住了。妹妹不是學生，沒有資格進教室，只能跟著墻縫子里冒出來的歌聲學。我敢說，妹妹要是上學的話，肯定是一個好學生，學習成績一定很好，在班里不能拿第一名，也能拿第二名。可惜得很，妹妹一直沒得到上學的機會。
　　
　　我考上鎮里的中學后就開始住校，每星期只回家一次。我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按時返校。我回家主要目的是拿吃的，母親為我準備好夠一星期吃的紅薯和紅薯片子磨成的面，我帶上就走了。
　　
　　秋季的一個星期天，我又該往學校背面了，可家里一點面也沒有了。夏季分的糧食吃完了，秋季的莊稼還沒完全成熟，怎么辦呢？我還要到學校上晚自習，就悶悶不樂地走了。我頭天晚上沒吃飯，第二天早上也沒吃東西，餓著肚子堅持上課。那天下著小雨，秋風吹得窗外的楊樹葉子嘩嘩響，我身上一陣陣發冷。上完第二節課，課間休息時同學們都出去了，我一個人在教室里待著。有個同學在外面告訴我，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是妹妹來了。她靠在一棵樹后，很膽怯的樣子。妹妹的衣服被雨淋濕了，打縷的頭發沾在她的額頭上。她從懷里掏出一個黑毛巾包遞給我。我認出這是母親天天戴的頭巾。里面包的是幾塊紅薯，紅薯還熱乎著，冒著微微的白氣。妹妹說，這是母親從自留地里扒的，紅薯還沒長開個兒，扒了好幾棵才這么多。我餓急了，拿過紅薯就吃，噎得我胸口直疼。事后才知道，妹妹冒著雨在外面整整等了我一個課時。她以前從未來過我們學校，見很大的校園里綠樹成蔭，鴉雀無聲，一排排教室里正在上課，就躲在一棵樹后，不敢問，也不敢走動。她又怕我餓得受不住，急得都快哭了。直到下課，有同學問她，她才說是找我。
　　
　　后來我到外地參加工作后，給大姐、二姐都寫過信，就是沒給妹妹寫過信。妹妹不識字，給她寫信她也不會看。這時我才想到，妹妹也該上學的，哪怕像兩個姐姐那樣，只上幾年學也好。
　　
　　妹妹出嫁后，有一次回家問我母親，她小時候為什么不讓她上學。妹妹一定是遇到了不識字的難處，才向母親問這個話。母親把這話告訴了我，意思是埋怨妹妹不該翻舊賬。我聽后覺得十分傷感。我覺得這不是母親的責任，是我這個長子長兄的責任。母親一心供我上學，就沒能力供妹妹上學了。實際上是我剝奪了妹妹上學的權利，或者說是妹妹為我做出了犧牲。犧牲的結果就是，我妹妹一輩子都是一個睜眼瞎！
　　
　　在單位，一聽說為“希望工程”捐款，我就爭取多捐，因為我想起了我妹妹。有一年春天，我到陜西一家貧困礦工家里采訪。這家有一個正上小學六年級的女孩子，還是班長和少先隊的大隊長。我剛跟女孩子的母親說了幾句話，女孩子就扭過臉去哭起來。因為女孩子的父親因意外事故死去了，家里交不起學費，女孩子正面臨失學的危險。這種情況讓我馬上想到了我二姐，還有我妹妹。我的眼淚嘩啦啦地流，哽咽得說不成話，采訪也進行不下去。我掏出一點錢，給女孩子的母親，讓她給女孩子交學費，千萬別讓女孩子失學。
　　
　　我想過，給“希望工程”捐款也好，替別的女孩子交學費也好，都不能給我妹妹彌補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