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0后”的事兒確實是多。通常負面的才成為新聞，最頂尖的當然要數年輕的偶像派作家郭敬明了，他在法院二審判定其“抄襲成立”。原告遞交強制執行的申請后，他仍拒不道歉，他的“骨灰級粉絲”則早就有“抄也愛你，不抄也愛你”，“不認為抄襲有什么不對，只要抄出自己的風格”云云。但這畢竟是個案，我不認為“犯了錯而拒不道歉”已成了整個“80后”的集體特征。
　　
　　借一雙“慧眼”把“80后”看個真切。“借慧眼”是可以的，“看”也是可以的，但看不真切其實也不要緊，不要為“80后”過于擔心。于是想到了中美乒乓外交時代，周恩來關于嬉皮士的一個著名回答。當時有著嬉皮士風格的小伙子科恩問周恩來總理，你如何看待嬉皮士？周總理回答說，年輕人都會有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盡管嬉皮士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但那是個人的權利，嬉皮士的生活方式很獨特。科恩以為會聽到那種“頹廢的”、“沒落的生活方式”之類的訓詞，結果大大出乎意料。
　　
　　周恩來這樣看待年輕一代，應該對今天的我們有所啟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年輕人，嬉皮文化特征這么鮮明，被廣泛地稱為“垮掉的一代”，聽起來、看起來也夠可怕的，但事實上那一代并沒有真的垮掉，他們當中還出了克林頓呢。
　　
　　想看“80后”，先看“80前”。年輕人出問題，要在成年人身上找原因。“70前”怎么樣，“60前”怎么樣，“50前”怎么樣？“成年人的世界”就是未成年人的“鏡像”，“年輕一輩”守不住道德“底線”，“榜樣”往往就來自“成人一代”。比如說到抄襲剽竊，如今在大學里，多少教授博導，都在偽裝自己的學歷，抄襲他人論文、剽竊他人成果，他們更是不以抄襲剽竊為可恥，反而以由此獲得名利為光榮。面對誠信喪失、榮辱顛倒，要想“把顛倒了的世界給顛倒回來”，那么，首責在“80前”。
　　
　　“顛倒的世界”的產生，“環境裝置”是重要因素。早在1951年，奧地利心理學家依沃·科勒爾就做了一個著名的“視覺扭曲”實驗，他讓志愿者用50天時間，透過“棱鏡眼罩”這一“裝置”看世界，這種眼罩可使他們的視野向右偏轉約10度，并使垂直線稍有彎曲。受試者在最初幾天時間里感覺到世界很不穩定，走路和做一些簡單的事情也有困難；但一周之后，他們就開始適應了，生活也能自理了。再過不久，一位志愿者甚至能夠在溜冰場一展風采了……他們適應了“彎曲的世界”，于是“彎曲的世界”變得不再彎曲，而是“習以為常”了。50天時間的實驗結束后，剛取下眼罩時對“正常的世界”又感到很不適應，但很快也就恢復了正常。
　　
　　如果把今日一些“80后”看作是生活在“視覺扭曲”世界，而且已經視“扭曲”為“正常”，那么，我們不妨問一句：是誰給他們提供了扭曲世界的“棱鏡眼罩”？“禍首”難道不是“80前”的成年人嗎？
　　
　　“80后”是一代人，不是一個人。一個不道歉的郭敬明，僅僅是一個不道歉的郭敬明。就算加上一群粉絲，也只是“一小撮”。何況他們還是“80前”給害的，因為“80前”是他們的父母、他們的老師、他們的先生、他們的榜樣。先師們當然也用不著灰心，你們熏陶出來的“80后”，并不都是孬種。你看看這些互聯網時代的“80后”年輕創業者的歲數：康盛世紀首席執行官戴志康25歲，PCPOP首席執行官李想25歲，MySee首席執行官鄧迪25歲，總裁高燃25歲，MaJoy總裁茅侃侃23歲，非常在線首席執行官趙寧23歲，“創智贏家”暢網科技首席技術官陳曦24歲……該感嘆“年輕多么可怕”了吧？
　　
　　“長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
　　
　　對于“80后”，反思是需要的，迷失是不會的。我是“60年代”人，在個體上，我當然不喜歡一些“80后”的荒誕做法，但在整體上，我堅定地相信年輕的終將超過我們年長的；年長的“80前”反思自己的行為和作為更為重要，要想想自己是不是真的“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要說迷失，哪一代人沒有過自己的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