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她寄一幅漿果小畫，這種漿果是這里獨有的，我想給她畫一本花和漿果的圖集。”這封信寫于1935年7月20日。這些溫柔美好的漿果小畫出自蘇聯(lián)時代的一位父親之手。這些可愛的漿果生長在哪里？是在俄羅斯西北部、芬蘭以東很小的一塊地方——索洛韋茨基勞改營。
　　
　　這位父親，阿列克謝·費奧多謝維奇·范根格安姆，是一位氣象學家，也是一個給家人寫溫情信件的普通人，被判處10年勞改，流放到索洛韋茨基。那里夏季酷熱，野鳥往北飛；冬季冰冷，到處一片白茫茫，從11月直到次年5月仿佛與世隔絕。
　　
　　范根格安姆在孤獨和不甘中熬完了余生。他被捕的時候，他親愛的女兒、他眼里的“小星星”還不滿4歲。母親哄騙女兒說，爸爸到北極遠征探險了，要去很久很久。
　　
　　168封寫給女兒的信
　　
　　1934年1月8日，那晚雪落無聲，在莫斯科大劇院，一場《薩特闊》的戲即將上演。他和妻子的約會成為兩人的永別。他被同事出賣，再也回不到妻子瓦爾瓦拉的身邊。事實證明，她經(jīng)年的等待只是徒勞。她在流離失所之際，仍然攜帶著他的衣物，但那些衣物終成道具，找不到主人。
　　
　　從此天涯隔絕。此后的漫漫歲月，他靠給家人寫信取暖。他一共寫了168封信。他的小女兒從那些夾在信中的小畫里嗅著父親的氣息。為了教女兒算術，他制作了算術植物圖集，一片、兩片、三片、四片葉子，還有幾何植物圖集，五邊形、正方形、圓形、橢圓形、螺線、三角形，對稱的、不對稱的。
　　
　　“我抽時間給艾麗婭畫了只馴鹿。”在1936年12月17日的信件里，范根格安姆平靜地寫道。此時，他抵達仿若世界盡頭的勞改營兩年有余，他已經(jīng)從沒完沒了種樹與擦地板的勞役中解脫，有幸得到一個圖書館里的職位，每天的工作從8點到16點，然后，從17點到22點或23點。就是在這種“忙得連下一盤象棋的時間都沒有”的狀況下，他讀法語版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并且給小女兒畫畫。
　　
　　多虧索洛韋茨基勞改營設立了圖書館，它如同暗黑叢林中的空地，使精神得以躲藏。范根格安姆在管理圖書館和大量打掃工作的間隙，給女兒畫花和漿果的圖集。數(shù)月里，他畫了杏、越橘、葡萄、櫻桃、樹莓等一全套水果，還畫了一個蘑菇系列。在終日絕望纏身的地方，畫畫這一行為顯得尤為難能可貴。“那是我給你們的禮物，我親愛的人兒。”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
　　
　　這真的是一份特殊的厚禮。他畫了一只馴鹿。這只馴鹿在骯臟污濁中遺世獨立。除了馴鹿，還有別的動物。“你收到第二只藍狐貍了嗎？”“你收到灰雀和瓦拉庫茶的窩了嗎？”“我的小貓一直很乖，我們是好朋友。”1937年9月19日，在他寫的最后一封信中，他簡直有點碎碎念了，不舍、惦念、無望盡在其中。他是否已經(jīng)預感到不久之后的命運？
　　
　　10月底，索洛韋茨基堡壘張貼了一張長長的名單，1000多個名字，他們被要求用兩個小時的時間收拾微薄的行李，然后被送往叢林深處，送往人生的歸途。“灰色的天空壓得很低。從此不再有消息。”確切地說，從那一刻起的60年中，無人知曉這群人的下落。
　　
　　輕逸和沉重并行
　　
　　與那些畫著花草、動物的信件平行的，是他懷著不死的心給當局寫信。一封又一封，全都石沉大海。他憧憬著62歲出獄，暢想著歷史還他清白。“我無法相信沒有人關心真相。”他寫道，“我從內(nèi)心深處擔心沒有人關心真相。”
　　
　　云，才是他的專長。他那研究云朵的頭腦拒絕理解面臨的復雜現(xiàn)狀。在那座孤獨的島上，他甚至必須按時服用抗抑郁類的藥物才不致崩潰。即將走到生命盡頭之際，生活棄他而去。好在，他幸運地得到了一個小造物：一只貓。它溫柔又淘氣，在他肩頭安靜地睡覺，到吃飯時間知道撓他的綁腿，玩耍時會弄亂他的紙，臟爪子會弄臟他的桌子……一人一貓相互依戀。他在信中寫道：“我的貓，用它的小臟爪，撫慰著我的悲傷。”
　　
　　父親離開時那個不到4歲的女兒，后來成了一位出色的鋼琴家，她對父親懷著永不停息的愛。她為了紀念父親，為他出了一本封面是云的畫冊。畫冊中有一半是父親給女兒的信件的復制品，信中有植物圖集，有線條干凈，天真、沉著的圖畫，用鉛筆或水彩描繪。里面有北極光、海冰、黑狐貍、母雞、西瓜、茶炊、飛機、船、貓、蒼蠅、蠟燭、鳥……很美很溫柔，它們并非只為取悅眼睛而存在，而是肩負著教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