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白巖松，在作家這個杯子里努力裝水，從《痛并快樂著》到《幸福了嗎？》，當初的座右銘也變成：捍衛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
　　
　　從大草原到央視直播間，不變的是他對信仰的追尋；從《痛并快樂著》到《幸福了嗎？》，他犀利依舊；從綠茵場上的青澀小伙到四十不惑身為人父，他捫心自問幸福的真諦。他就是白巖松，一個時代的記錄者、思考者、共同成長者。他說：“時代進步了，終于到了要把幸福作為大事的時候了。如果倒退20年，我們堅定地認為物質進步就是幸福，可現在幸福并沒有如約而至。敢說自己幸福的人，我還真沒見過太多，大家應該經常問問自己‘幸福嗎’。”
　　
　　幸福是對青春的記憶
　　
　　白巖松出生在內蒙古的海拉爾草原上，母親是一位歷史老師，由于父親早逝，他和哥哥扛起了家庭的重擔。北方的冬天特別冷，附近的井水不能喝，年幼的白巖松要去200米之外的朋友家挑水。由于井水結冰，他先要在家燒一壺水澆到井里，再打水用扁擔挑回家，一周兩次，從不間斷。
　　
　　第一次看到電視機，是上世紀80年代初，14英寸的黑白電視機被層層鎖在柜子最深處，白巖松笑言：“沒想到多年后自己會成了電視機里的人。”第一次看春節聯歡晚會，是到鄰居家蹭的，電視機上罩了個放大膜，畫面因此大而變形。《我的中國心》給白巖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他一直不明白：洋裝是什么裝？香港在哪里？
　　
　　念念不忘的還有“過濾嘴褲子”，人長高了，便在褲子下面接上一截，外形如同過濾嘴香煙，有時接了兩三截，還是不同顏色的。在家門口的院子里種菜，自制玩具槍，彈玻璃球，偷聽鄧麗君的歌，這些組成了白巖松的童年生活。
　　
　　升學考試時，趕上《姿三四郎》熱播，權衡再三，白巖松決定選擇看電視。于是他以上自習為由，躲到同學家看，成績也因此滑落到全班倒數第二名。臨近高考，白巖松臨陣磨槍，舅舅送了好多在當時算補品的方便面。比起很多人考藝術院校的執著，白巖松多少有些“動機不純”，母親的一個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來拜年，聽人家說廣播學院有時間看閑書，考試還容易過，才決定報考。他笑稱：“那時廣播學院沒什么名氣，等于買到了原始股。”
　　
　　初到北京，白巖松就被罰了1。5元的“巨款”。一天，他買了包糖炒栗子邊走邊吃，總覺得身后有人跟著，一回頭，大媽說：“交罰款，吐一口殼5角，一共3口。”至今，他看到栗子還有些抵觸。
　　
　　對當時的大學生而言，吃和看書是兩大主題。白巖松回憶道，他經常買個饅頭當夜宵，但無論藏得多好，回宿舍一摸，沒了，被偷吃了；當時班里還成立了個“油肚協會”，腰圍二尺五以上者可入會，結果30人里有3個合格的；有些囊中羞澀的學生，出下策去偷書，一旦被抓問及姓名，男生總叫常振錚，女生叫劉繼南。后來書店老板一打聽，廣播學院院長叫常振錚，副書記叫劉繼南。
　　
　　傳看武俠書，在宿舍廁所打麻將，看現場配音的外國電影，通宵舞會，寫詩下酒，聽搖滾樂，和同學從成都流浪到南京。這些構成了他豐富的大學生活。
　　
　　而白巖松最重要的業余活動便是踢足球了，最高紀錄一天踢了7個多小時的足球：“我一直覺得自己是足球專業畢業的，兩次成為‘廣院杯’進球最多的球員，連畢業照都是以球場為背景。”
　　
　　幸福是對時代的見證
　　
　　畢業后，白巖松被分配到《中國廣播報》工作，后進入中央電視臺擔任新聞評論部主持人，其節目《東方時空》、《焦點訪談》、《新聞調查》等以獨特的視角和犀利的語言深入人心。對他而言，犀利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我最討厭假、大、空。歲月把本來有棱角的人變成一個個混沌的圓。人人都喜歡聽真話，自己為什么不說真話？很多人勸我別做新聞評論員，因為我每天都得罪人，我媽看電視都替我揪心。可我能不選擇這條路嗎？這是一場長跑，我希望新聞人能形成一股力量推動時代前進。”說到激動處，他用手敲擊著桌子。
　　
　　從事電視行業伊始，白巖松送給自己9個字：說人話、關注人、像個人。做個不順從的群眾，是他的定位：“一個記者如果過于順從，那趕緊改行，只追求安全的媒體不能稱為媒體，不信你放報攤賣賣看，能賣出去才怪。不愿意承擔風險才是最大的風險，一味和諧是最大的不和諧。批評給了我批評者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溫暖，真正有理想有責任的新聞人，永遠感受的是痛苦。”
　　
　　新書《幸福了嗎？》的彩頁上，有一張白巖松在莫斯科演播室里邊喝酒邊手舞足蹈的照片。他戲言：“這是我喝酒時最文雅的樣子了。”2010年，白巖松奔赴莫斯科主持申奧直播，在宣布結果時，他比薩馬蘭奇早一分鐘說出“北京”。
　　
　　“非典”期間，白巖松的《時空連線》在新聞界搶占了多個“第一”，而這始于一場同學聚會。廣州來的同學懇求他幫忙買一箱“板藍根”，說那里都快賣完了，敏銳的白巖松感到這不是小事，當天就派記者趕往廣州。面對溫家寶總理，他引用了普利策的話：記者是社會這艘大船上的瞭望員，前方有任何好與不好都要及時告訴船長和乘客，如果只報好消息，船長怎樣做決定呢？
　　
　　汶川地震發生的時候，白巖松正在昆明機場。趕赴災區后，災區的滿目瘡痍震撼著這位新聞人的心，采訪的艱苦可想而知，但內心的痛苦時刻煎熬著他。當看到“歡迎再到北川來”的標語，他要求合影，作為重返的承諾。當他朗誦《生死不離》的時候，淚流滿面，而身為主持人，他卻要克制感情。傳遞奧運圣火時，他用單指指向藍天，用來表達對地震遇難者的哀悼。
　　
　　“盡管我深愛著新聞事業，但總有一天會和它說分手。”在獲得“中國金話筒獎”、“中國十大杰出青年”、“長江韜奮獎”之后，白巖松告訴自己忘掉獎項，當一個新人。作家劉恒對他說：“小白，如日中天，小心太陽落山啊。”他答道：“放心，換個地平線再升起一回唄。”懷著杯滿則溢的警醒，他從觀眾的視線中消失了一年，后又辭去制片人職務。“杯子滿了，只有倒掉才能繼續裝水。可能你戀戀不舍，觀眾去意已決。”
　　
　　幸福是對生活的感恩
　　
　　如今的白巖松，在作家這個杯子里努力裝水，從《痛并快樂著》到《幸福了嗎？》，當初的座右銘也變成：捍衛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十年后，終于由一個用數字來衡量的時代，轉變成追求數字無法衡量的時代，如尊嚴出現在了政府工作報告中。”
　　
　　在他看來，偌大的中國，再難找到平靜的心靈：“原來以為四十不惑，現在我的疑惑更多了。走到哪里都能聽到抱怨，別說幸福了，連開心都很難，幸福必須是持續的。所謂混得好的，一定有不為人知的痛苦；所謂混得不好的，也有他的幸福。用我媽的一句話說是‘人的一生，不管貴賤，最后一算分，都一樣’。”
　　
　　針對“你有房有車了，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言論，他說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才發現沒有那么重要：“我32歲之前都沒有自己的房子，每個人都在尋找幸福，可走著走著，就成了物質的奴隸，走遠了別忘記是為什么出發。有時我看到別人闖紅燈，我以為他有多急的事，結果過去了他樂呵呵地等同伴過來，那一刻我特別沮喪，我們到底是怎么了。如果太忙，心就死了。真希望人們見面能從‘吃了嗎’‘混得怎么樣’變成‘幸福了嗎’。”
　　
　　自稱“80后”的他很心疼現在的年輕人：“他們背著‘三座大山’，住房、理想、人際關系，失去了青春中最可愛的東西——那段不那么現實的浪漫的日子。很多中年人愿意回到過去，我不愿意，如果回到我年輕的那個時代還成，要我在這個時代做一個年輕人，壓力太大，大家都像蝸牛一樣背著重重的殼。以前的年輕人都渴望流浪，現在還有誰敢去流浪？”
　　
　　書的扉頁上有一首倉央嘉措的詩：“這佛光閃閃的高原，三步兩步便是天堂。卻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過重，而走不動。”白巖松認為沒有比這更能反映他的內心：“我一直喜歡倉央嘉措的一首詩，直到在北京甜水園圖書市場買了詩集，才發現那首是假的。如果那天沒去甜水園，就不會遇到現在這首，這就是緣分。”
　　
　　在拍攝《東方之子》的前夕，白巖松遇到了唐浩明的《曾國藩》，這是他最喜歡的書之一，正是這本書，讓他看到了人性的復雜，找到了走進“東方之子”們內心的路。他坦言曾國藩很幸運，落在了老鄉唐浩明的手里。“那些偉人很幸運地落到了茨威格手里，又被傅雷翻譯了。現在我是落到了自己手里，要對自己誠實點。”
　　
　　用白巖松的話來說，戀愛中的人是幸福的，“他們聽到鳥叫都覺得是自家親戚”。和朱宏鈞結婚多年，他自詡“廣播家屬”，兒子清揚更是生命的一部分。“因為夫人喜歡金庸，才取了這個名字，小名巴蒂，我在家里的地位只能取小名。他還沒出生的時候，我的心愿是帶著孩子去美國迪士尼，現在他扔給我一句話：‘迪士尼？小孩子才去。’他最愛的是邁克爾·杰克遜，把海報貼得滿墻都是，我不會去干涉，我年輕時更瘋狂。他以后想干什么職業，我和夫人不負責寫他的劇本，只想做稱職的觀眾。”
　　
　　“十年前我一根白頭發都沒有，現在我還有很多黑頭發；十年前踢球很少受傷，現在經常受傷；十年前喝各種飲料，現在愛喝普洱；十年前絕對不會用手絹，現在二十幾塊輪流用。”至于十年后，他說還可能出書，連書名都想好了——《終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