琨兒小時，常傷風感冒。娘一到，就從她的衣兜里摸出體溫計，甩兩下，然后就解開琨兒外衣上面兩?？圩?，從內衣處把體溫計伸進琨兒的腋窩，她一把把琨兒暖在懷里，臉貼住琨兒燒得通紅的臉。眼睛就一動不動地看著對面墻上的掛鐘，不動聲色一秒一秒地數著，一定要數滿300下，才把體溫計拔出來，水平地伸到眼前，立馬讀出燒到多少攝氏度。若燒高了，她就喊，快拿氨芐西林，快拿托恩……我第一次見著時，竟大為驚訝：其一是60歲的娘眼神不好，她卻能準確快速地辨出體溫計上的度數；其二是沒有多少文化的娘，竟能順溜地記得拗口的藥物名，且曉得它們各自的用途。
　　
　　娘最怕琨兒燒高了，燒迷糊了，所以她時時要我們在家里必備退燒的藥。我是知道的，娘的擔心不無道理。我們全家都在鄉下時，小弟就是燒高了，后來患下了腦膜炎后遺癥，弱智了。我曉得，這高燒，燒灼了娘的心，這一直是娘心中永遠的痛。
　　
　　后來，娘就養成了一個習慣，每時每刻，她的衣兜里總揣上一個體溫計。
　　
　　這回，娘也發燒了。父親有事回老家去了，臨走時給我打了電話。我一上午在辦公室里忙，其實說穿了就是喝茶看報打電話。中午，又急著和朋友去趕場子喝酒，就把這事給忘記了。酒醒之后，一拍腦門，記起父親的話。一車打到父母家里，沒看見娘，只有小弟一個人在家。問小弟，弱智而又結巴的小弟說了好大一陣，我才曉得娘是實在熬不住了，一個人上城南診所打點滴去了。
　　
　　在城南診所，我推門進去，娘躺在床上，正在打著點滴，一滴又一滴，從高空掉下，擲落有聲。
　　
　　我急急地問娘，您高燒，您燒到好多度？娘說，我試了體溫的，毛毛燒，年輕時經得住，唉，年歲大了，不中用了，只好來打一瓶水（點滴）了。娘說得若無其事。
　　
　　坐在對面桌前的醫生接了話：還毛毛燒，都40攝氏度了，幸虧來得早。
　　
　　娘轉過臉去，岔開話題，和另一個打點滴的老婦人拉起了家常。
　　
　　娘問：你老人家有幾個崽女呀？
　　
　　老婦人答：三個，兩個崽，一個女。
　　
　　娘看了看她單單的一個人，問：他們不管你？
　　
　　老婦人答：不管。他們都講我太顧這個哈寶崽了，屋也不分給他們幾股。
　　
　　我再去看那老婦人，原來是住在我們那條街上的冬財的娘。冬財跟我小弟一樣，患了腦膜炎后遺癥，是個弱智，與他的娘相依為命。
　　
　　娘又問：難道生病了，他們也不管？
　　
　　冬財娘干脆地答：不管。
　　
　　娘再也無話。
　　
　　很長一段時間誰都無話，靜，只有長久的靜。
　　
　　娘的血管太細，打點滴的針又用了七號針，很慢很慢。大約坐了一個多鐘頭，我的屁股下面似生了釘子，我有點坐不住了。
　　
　　娘可能是看出來了，說，你有事，你去你的，我打了針就回去了，不用管我。
　　
　　醫生卻不屑，你娘打的（點滴）還算快的，那個老婆婆（指冬財娘）都四個多小時了。她的崽都還在外面等著呢。
　　
　　我這時才發現冬財坐在門口一側，天氣很冷，他不時地打著哆嗦，還不時地透過拉緊的玻璃門往里瞅著，也許是想看清楚些，他整個臉都貼在了玻璃門上，臉不是臉，鼻子不是鼻子了，變了形。眼睛，卻睜得老大。
　　
　　娘也看到了，轉過臉來有點怪罪的意思問冬財娘：你怎么不把（你的）崽喊進來？
　　
　　冬財娘答：我不要他陪我來，他要陪我來。他陪我來，他又不肯進來。他不肯進來，他是怕別人聞著他身上的（氣）味。你也曉得的，得了這種病的人，脾氣都倔得很。
　　
　　娘埋下了頭，我看見了娘在擦眼睛。冬財娘當然不會知道，她這一說，說到了娘的痛處。
　　
　　冬財娘先打完了點滴。醫生拔出針，要她自己用手摁一會兒。哪料她想急于起身，一用力，手上的血直冒，滴到了地上，誰也沒有看見，卻見門口處的冬財拍打著玻璃門，嗷嗷地叫著。
　　
　　交完錢一出門，冬財就在門口扶著娘，沒走五米遠下一個臺階時，冬財娘摔倒了。冬財嗷嗷又高聲大叫，近旁的人都擁了上去。
　　
　　再看時，冬財扶著他娘一步一步走向遠處。
　　
　　遠處的天暗了下來。
　　
　　這時，我的小弟向診所急匆匆地走來。
　　
　　我的臉一陣一陣無由地發燒。
　　
　　我在心底問自己：在情感和心靈的天空中，我怎么就弱智了，我連他們兩個“弱智”都不如，我是不是患病了？
　　
　　我無數次地問自己，也問冬財的哥哥和姐姐。還有，和我一樣“健全”的人，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