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時年31歲的老鬼，30歲的羅中立、何多苓，22歲的劉學紅，19歲的楊千走進大學校園。
　　
　　他們是從570萬考生中脫穎而出的幸運兒———在大學之門關閉了12年之后，1977年12月，每29個考生中有一個如愿以償。
　　
　　恢復高考的消息是在1977年10月間傳出的，而此事最早被提上議事日程是在8月間，剛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召集“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時間緊，印考卷的紙張和考場都告急。鄧小平拍板，暫停《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印刷。
　　
　　從走進考場起，那代人是追趕時間的一群。1970年代忙著上學，1980年代忙著出國、下海，1990年代忙著晉級、當總裁、辦展覽、發表著作……2006年歲末，中國教育電視臺的臺長康寧把他們聚在一起。在該臺《春天里的七次聚會》的演播間里，7所大學的82屆畢業生回憶大學往事，原定首期兩個小時的錄制時間經常被拉伸至四五個小時。
　　
　　眾人的懷舊中，1980年代往往與“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等字眼聯系在一起……“我們這些人的幸運是以更多同齡人的不幸作為襯托的。”被問及82屆的青春往事，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1977級學生、雜文作家鄢烈山反復強調。
　　
　　北大：街上流行紅裙子
　　
　　老鬼從山西大同機械廠走進北大新聞系77級的時候，帶了一部讓他的同齡人不安的小說手稿。這部名為《血色黃昏》的小說以老鬼在內蒙古插隊的經歷為藍本。同班一位同學的妹妹幫老鬼謄抄手稿，抄到一半就抄不下去了，因為“太臟”。臟的不僅僅是發皺的稿紙和修改時涂抹的痕跡，更讓女孩無法接受的是小說的內容。
　　
　　小說的開頭幾章寫幾個私自跑到內蒙古插隊的知青在大車店里的所見所聞：廁所里“糞橛子凍成一個個寶塔般的冰柱，散發著刺鼻的羊膻味兒”，車把式們躺在炕上“吹牛、抬杠、聊老娘兒們”。刀片一樣的風，幾乎可以在男生撒尿的時候凍掉他們的老二；幾個凍得紫蘿卜一樣的知青站在路口揮舞手臂、“大叔大哥”地想要搭車，但沒人理會，他們終于到了插隊地點也沒人愿意接受，因為當地拿不出給知青的“安家費”；大年初一，幾個知青去抄牧主的家，雨點似的鞭子抽打在老病的牧主身上……
　　
　　雖然班上的很多同學都有知青經歷，但有老鬼這般粗糲經驗的并不多。劉學紅以北京市文科狀元的成績考入北大新聞系77級，在此之前，她在京郊密云縣插隊，被分配到林業隊，日常的工作是管理果樹。1978年2月19日，劉學紅寫的高考作文《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被《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她寫了熱汗淋漓的勞動，也寫了公社果園的詩情畫意———漫山遍野的梨花杏花，瓜果飄香的金秋。
　　
　　進入北大之后，劉學紅保留了記日記的習慣。1981年3月21日，中國男排先輸兩局后奮起直追，以3∶2戰勝南朝鮮隊，取得參加世界杯排球賽的資格。四千多名北大學生集隊游行，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這和清華大學化工系77級在同一時期喊出的“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并稱1980年代的“最強音”。劉學紅在日記里記下了同學們歡呼雀躍的場面。其中的一個鏡頭是某女士站在自行車上打起了拍子，想領唱國歌，一不留神唱成了《國際歌》。《國際歌》之后唱《團結就是力量》。人們能想起來的應景的愛國歌曲一首復一首。
　　
　　那是人們的激情極容易點燃的時代，李谷一、鄧麗君的一首歌，劉曉慶、山口百惠的一部電影，江嘉良、蔡振華的一場勝利，動輒就是萬人空巷、舉國歡騰。
　　
　　除了緊跟時事，劉學紅和班里的女生也是時尚的引導者和追隨者。劉學紅有一張燙著大波浪、穿長過膝蓋大紅連衣裙的照片。裙子是同宿舍的魯薇給裁的，劉學紅自己做的。魯薇從上海買了很多衣服紙樣，幾乎全宿舍女生都用過她的衣服樣子，按照自己的高矮胖瘦，依葫蘆畫瓢。
　　
　　魯薇被公認為全班最能玩的人。復習最緊張的時候，也擋不住魯薇兜里揣著一張淘換來的票，騎兩個小時自行車去部委機關看“內部電影”。
　　
　　北京大學新聞系77級的同學自己辦了一份叫《實報》的小報，從第一版到最后一版，從報頭到版花全是手寫，全班同學的筆跡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主筆孫冰川被稱為辣椒主筆，國際國內的大事小情沒有他和他的同學們不敢評論的。
　　
　　與老鬼、劉學紅等人同時走進北大校門的77級中文系學生查建英對當年校園里的學生刊物記憶猶新。她曾參與北大學生刊物《未名湖》最后一期的籌辦，全部漆黑的封面，里面刊有史鐵生、劉震云的小說，但雜志一印出來，就有人打小報告，雜志遭查封停辦。在查建英和當時的中大中文系學生、后來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的共同回憶中，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學生刊物在各地大學中如雨后春筍嶄露頭角。在此之前，大學文科課堂上教和學的仍是“文革”中對“工農兵學員”照本宣科的那一套。
　　
　　川美：有節制的“瘋狂”
　　
　　走進四川美術學院的時候，楊千是一個懵懂的19歲青年。小平頭，黑條絨棉鞋、藍卡其的棉猴套了一個同色的套袖，肩上扛著被褥，手里拎著網兜。考大學之前，他已經在母親的單位干了兩年臨時工，跟成都一所中專的美術老師何多苓學了幾年畫。1978年3月，“師徒”二人一起考入川美。那時的何多苓已經是四川小有名氣的“畫家”。
　　
　　跟何多苓的名聲仿佛的是外號“羅鍋”的羅中立。參加高考的時候羅中立29歲，平時安全帽、工作服，標準的工人階級打扮，業余畫連環畫補貼家用。羅中立投考川美純粹出于經濟考慮，他聽說大學生每月的補助是五十幾塊錢，當時他的學歷是中專，中專生每月的補助是29塊。女朋友的父母極力贊同他考大學，羅中立兜里裝著他親手染色的與女友的合影走進考場。
　　
　　四川美術學院革命委員會在“1977年招生總結”中寫道：報考人數眾多，盛況空前，大有可選之才。楊千的素描畫得特別好，水平超過很多川美老師。大批云貴考生趕來應試，但招生指標有限……
　　
　　楊千對大學生活最深刻的記憶是他和何多苓共用蠟燭。77級入學之初，宿舍晚熄燈的時間是10點半，每回熄燈之后，敲桌子的敲桌子，拍門的拍門，各個宿舍傳出抗議的喧嘩之聲，后來熄燈時間被延長至11點，學生們知道再鬧也沒用，每人備下油燈和蠟燭。熄燈之后，點點燭光映在宿舍的窗戶上。楊千和何多苓一個宿舍，都在上鋪，頭挨著頭，熄燈之后共用一支蠟燭，西方的小說、哲學著作、歷史著作，看他們能找到的一切東西。
　　
　　同學之間年齡、閱歷的差距很大，年長的何多苓、程叢林、羅中立慢慢成為“大哥”，三個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和追隨者，一個圈子里的人課余扎在宿舍切磋畫技。宿舍狹小，光線、視角好的作畫位置沒有幾個，這讓“圈子”越來越封閉，越來越穩固，類似“文革”中的“知青點”。
　　
　　臨近畢業的時候，楊千和羅中立共用一個6平方米的畫室做畢業創作。重慶的夏天溽熱，兩人光著膀子畫畫。羅中立從家里拿來一把菜刀當畫刀，房間逼仄，他把兒童望遠鏡倒過來用，增加空間的縱深感———《父親》就是這樣畫出來的。正熱汗淋漓的時候，楊千的女朋友在樓下拖著悠長綿軟的川音傳喚：楊千，我來了———她是來給楊千送雞湯。腳步越來越近，羅中立和楊千慌手慌腳地找衣服、穿衣服。女友敦囑楊千“多喝雞湯”的工夫，附近幾個畫室的同學已經聞到了味道。女友一走，大家傾巢出動，瞬間把雞湯分食干凈，抹抹嘴回去畫畫。
　　
　　幾十年后，面對鏡頭，羅中立仍然可以把楊千女友的神態腔調模仿得惟妙惟肖。他爽朗地大笑，對觀眾席上的當代大學生們說：“我們那時候比你們現在瘋多了。”
　　
　　瘋的例子包括，自己畫肉票菜票，去食堂混吃混喝；熄燈之后，把畫室里的黑色襯布裹在身上，一手擎著蠟燭，一手托著用來臨摹的骷髏挨個宿舍嚇人；暗地里管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叫“粉子”———這個外號的靈感來自本地小吃醪糟粉子。以江米做的醪糟粉子比喻女生白皙的皮膚。“那個時候大家都穿一樣的衣服，所以那張臉就顯得特別突出。”有一種未經證實的說法是，自川美77級之后，“粉子”成為四川對年輕女子的通稱。夏天的晚上，幾個男生把水房的門插好，不讓別人進來，把水槽里放滿水，脫得光光地躺進去，聽何多苓說書———《悲慘世界》、《約翰·克里斯朵夫》……不講故事的夜晚，何多苓吹口哨。他的同學說他可以吹出貝多芬、莫扎特。不過大家最愛的曲子是《蘇聯騎兵進行曲》，后來這成為川美油畫系77級的班歌。
　　
　　有一次全班男生爬到宿舍樓頂的平臺上乘涼。大家平躺著在樓頂上攤開，平臺上沒有護欄，不留神骨碌下去沒遮沒擋。驟雨忽至，眾人狼狽爬起，順著惟一的入口魚貫爬回宿舍樓里。羅中立至今記得當時的情景，在黑茫茫的天地間，仿佛只有宿舍樓入口投射出來的一線昏黃的亮光，一大群人圍著這個有亮光的洞口，像淋透的雞一樣一個接一個地鉆進去。
　　
　　這個充滿隱喻的畫面幾可成為川美77級青春痕跡和藝術追求的象征。1970年代末，國內的美術教育仍然充斥著畫正面人物要“紅光亮”的教條。從工農中來，親身經歷過上山下鄉的川美77級學生卻自覺不自覺地以“小苦舊”和“傷痕美術”挑戰“紅光亮”的權威。
　　
　　羅中立創作了人們耳熟能詳的《父親》，何多苓畫出了《春風已經蘇醒》。楊千畫了一位被下放的右派親戚背著行李遠去的背影。程叢林請全班同學做模特，創作了《1968年×月×日雪》。畫面上是紅衛兵械斗的場面，白雪被紛亂的車轍、腳印染臟，和鮮血混在一起。
　　
　　“我們那時候瘋嗎？”2006年歲末，已經步入中年的楊千端著咖啡問記者。“我們那時候沒人嗑藥、沒人夜不歸宿去通宵舞場跳舞。禁忌雖然打開，但總的來說控制得還是很死。我們有同學穿喇叭褲被學校沒收，有人因為偷偷在教室里放錄音機跳慢三快四被公安局查禁。《青紅》那電影里演的不是瞎編的。何多苓因為跟幾個女生關系比較好，被懷疑作風有問題，畢業好久分配不到工作。學術上也一樣，寫實主義是惟一被允許的。重壓之下，很多人產生了逆反心理，越不讓聽不讓看，我們對西方的文藝越好奇。所以到了1980年代，可以出國之后，很多同學陸陸續續都出去了。”
　　
　　現在，82屆的孩子們也都到了上大學的年齡，相形之下，他們就幸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