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潤之和李小麗是被迫擁抱新生活的。
　　
　　沒辦法，誰叫兒子陶鑫志向遠大呢？
　　
　　想當初，陶鑫在家鄉一所中學做教師，日子安穩、清閑，陶潤之和李小麗也跟著逍遙。除了家務，李小麗每天早晚跳兩場舞，其他時間都用在股市；陶潤之退休前的一兩年，上班早已不正規，他笑傲麻壇，又參加了一幫同齡人組織的騎游隊，每個月總有那么幾天，他戴著頭盔，騎著專業的賽車，和老兄弟們一起，在郊外、田間流連。
　　
　　可陶鑫對自己不滿足，他報考了北京一所著名大學的研究生，畢業后，又選擇留在北京。“神仙般的日子”就這么結束了。
　　
　　“你走，你走得遠遠的！”那年春節，陶鑫表達了他想就此扎根北京的想法時，李小麗曾這樣咆哮。
　　
　　此后的日子，用“以淚洗面”來形容老兩口的生活略有些夸張，但“牽掛”、“寂寞”、“思念”確實從此不絕于他們的字典。
　　
　　一日，陶鑫在電話中通知父母，他已打算買房，還要接他們來北京。隔著話筒，李小麗都能想象出陶鑫笑成一朵花的樣子，“媽！這是我能想到送給你最好的生日禮物！”
　　
　　不忍忤兒子的好意，更因思念作祟，一輩子沒離開過南方的陶潤之和李小麗60歲后竟成了“北漂”。
　　
　　起初，他們不適應北京的天氣，冬天看到雪、光禿禿的樹丫，都一陣驚呼；他們也不適應北京的風俗，“臘月二十三過祭灶？明明是二十四嘛！”
　　
　　起初，他們成天抱著電話、電腦，陶潤之每天必和幾個老兄弟煲電話，問單位最近有什么新鮮事，問騎游隊最近又去哪里了；李小麗則在觀察股市之余，開著QQ，打開攝像頭，與鄰居、大小姑子、老同事，聊天兒、視頻。
　　
　　故交永遠無法慰新愁。
　　
　　故交不可能告訴陶潤之去天壇怎么坐地鐵，再去故宮換哪趟車；故交也不可能告訴李小麗，頭疼是去人民醫院看好呢，還是去宣武醫院；而這些，在買菜時、散步時、銀行排隊時，只要你發問，就總有熱心人告訴你。
　　
　　大部分熱心人與陶潤之、李小麗同齡，甚至，他們中的大多數與陶潤之、李小麗的情況也相似——都是跟著孩子“漂”到北京的。
　　
　　漸漸地，李小麗恢復了早晚兩場舞。她在小區找到同好，湖北的張姐、四川的小劉、福建的小陳……都成了她的舞友；李小麗舞齡長，會的舞多，沒多久，原來的領舞回老家了，李小麗被公推為新的領舞。
　　
　　一日，兒子下班回家，路過小區中心廣場，看見李小麗穿著紅色高領毛衣，黑色長裙在《今天是個好日子》的舞曲中活潑地跳著，她的身后，有人喊道，“李老師，您慢點，我跟不上！”
　　
　　“李老師，你真棒！”當晚，兒子戲謔道。
　　
　　陶潤之顯然不如妻子適應新生活，他去小區的棋牌室看過幾遭，和老家的玩法完全不一樣，他搖搖頭走了。
　　
　　李小麗竟能給陶潤之拼出三個牌搭子，令陶潤之刮目相看，他們均是李小麗舞友的老伴，一場麻將打下來，來自四地的四個老漢在友好的氣氛中討論出大家都能接受的麻將新規。
　　
　　兩件事，令陶潤之和李小麗意識到他們于北京已有歸屬感，也令陶鑫刮目相看——
　　
　　其一，自去年國慶起，每逢文藝匯演，小區的居委會便邀請李小麗參加策劃，組織排練。現在，走在小區里，“李老師”、“李老師”的叫聲，不絕于耳，李小麗總得意地和人寒暄。
　　
　　其二，陶潤之發現附近的旅行社有“夕陽紅”旅行項目，性價比不錯，他推薦給牌搭子，李小麗又拉上她的舞友，他們結伴出行，龍慶峽、野三坡、鳳凰嶺，大同、威海、昆明……“我看那旅行社應該給你倆中介費。”兒子不止一次地說，“他們的團，明明是你倆給組的。”
　　
　　去年五月，陶潤之的老哥們兒、騎游隊的老劉偕老伴來京，住在陶家。
　　
　　陶家夫婦極盡地主之誼，白天，陶潤之帶他們去各景點游玩，晚上歸來，李小麗已做好晚飯。
　　
　　提及騎游隊最近打算環游全省，陶潤之有些羨慕，他拿起桌上的饅頭，遞一個給老劉，“來嘗嘗，小麗自己做的。”老劉表示驚異：“入鄉隨俗，來了北方，小麗竟學會了做饅頭？”
　　
　　陶鑫也在席間，接下來的話令他忍俊不禁。
　　
　　李小麗說：“樓下那家的廚房正對著我家的廚房，每天他家的老太太做饅頭，我就在上面看，她用多少面粉，我就用多少，她和面，我跟著和，她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陶鑫大笑之余還有些淚濕，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禮物——隨著他“漂”的父母，擁抱新生活，并盡可能地活得生龍活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