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族將領阿史那·社爾和漢族將領郭孝恪，都是大唐初期的名將，不僅政績斐然，而且都在西域立有赫赫戰功，可是，這兩位功臣的身后待遇卻截然相反：社爾得到陪葬唐太宗昭陵的殊榮，而郭孝恪死后差點被奪官職。若分析其中原由，不得不從兩人的品性說起。
　　
　　阿史那·社爾是突厥部王族，于貞觀九年（公元635年）投奔大唐。阿史那·社爾不僅驍勇善戰，還有一個非常可貴的品行——廉慎。早年他在突厥統領部落時，就深受百姓愛戴。有人勸他干嘛不趁當權多撈錢，也好自己發財享用。但社爾回答：“部落既豐，于我便足。”——各部落富裕了，聽命于突厥，我就滿足了，還有什么所求？
　　
　　投奔大唐后，不論是國家情況，還是個人待遇都非以往所可比，但社爾依舊保持清廉品質。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社爾擔任河道行軍總管，平定高昌。高昌是連結中原與西域的樞紐，別看地方小，卻是極其富庶。大軍各將士打完仗都拼命搶奪財物，然而社爾不取一文，與民眾秋毫無犯。唐太宗得知后，對這位歸附的突厥將領更加刮目相看，封他為畢國公，還本著不讓清廉的人吃虧的做法，重重賞賜——高昌寶刀，錦緞千匹。
　　
　　相比這位異族將領，郭孝恪的軍功絕不在其下。郭孝恪曾是瓦崗軍的將領，與李績一同守過黎陽（今河南浚縣），后歸順大唐，所立軍功很多，但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虎牢關之戰。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當時還是秦王的李世民受父親高祖的指派，征討占據洛陽的王世充。高手過招，光打不行，還要動腦。竇建德知道唇亡齒寒的道理，集結十余萬人馳援洛陽，而且來勢洶洶，連克管州（今鄭州）、滎陽等地。
　　
　　一邊洛陽城久攻不下，一邊敵人援軍馬上趕到，李世民有腹背受敵的危險，不少部將都建議先撤退再圖打算。千鈞一發之際，郭孝恪向李世民進言：“王世充久困城中，如甕中之鱉，平定他指日可待；而竇建德遠道而來，糧運不便，正是自取滅亡。”分析完形勢后，獻上一計——“請固虎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
　　
　　李世民認為這計策不錯，采用后一邊派兵繼續圍困洛陽，一邊親率精兵進駐虎牢。這大概是軍事上“圍點打援”的一個經典案例了，其結果就是竇建德大敗，王世充出降，李世民取得了大唐統一戰爭中最關鍵的一戰的勝利，為大唐的統一奠定了基礎。郭孝恪出眾的謀略獲得了李世民的青睞，隨后的慶功宴上，李世民表彰郭孝恪的功勞在眾將之上，升遷他為上柱國。
　　
　　李世民登基后，仍然重用郭孝恪。歷任刺史、出任安西都護等職，郭孝恪沒辜負皇帝的信任，在任上政績斐然，并在西域不斷立下軍功。但是，他有一個致命的缺點，那就是愛財如命，生活極度奢侈，這也為他后來的死埋下隱患。
　　
　　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郭孝恪隨阿史那·社爾出征龜茲。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攻破龜茲城。郭孝恪生性奢侈，“仆妾器玩，務極鮮華”，就算行軍在外，也要使用鑲著金玉的豪華床帳。進入龜茲城后，他大肆搜羅寶物，并打包一部分送到主帥阿史那·社爾的營中，但阿史那·社爾一向廉慎，拒收贈品。唐太宗知道這件事后，不無感慨地說：“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
　　
　　龜茲被破，龜茲王和國相逃亡，社爾追擊他們，留郭孝恪守城。原本形勢還沒有安定，但郭孝恪既不安撫民眾，也不加強防御，卻放松警惕在城外駐扎下來，左擁右抱，開懷暢飲地過起窮奢極欲的日子。
　　
　　一向戰無不勝的郭孝恪，這次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栽了：逃跑的龜茲國國相竟帶兵返回，暗中與龜茲城中的降將勾結偷襲自己。慌亂之中郭孝恪率兵迎敵殊死搏斗，被流矢擊中而死，一代名將就此隕落。因為郭孝恪“大意失荊州”，龜茲城一度失守，后來經過大唐將領的奮戰才又重新收復。
　　
　　得到郭孝恪死訊的唐太宗，異常惱怒，認為郭孝恪不以大局為重，不知修身養性，被寇虜所殺全是咎由自取，甚至想剝奪他的官職，后來才算作罷。反觀阿史那·社爾，他繼續為國立功，并在死后陪葬昭陵。
　　
　　同樣的戰功赫赫，同樣的政績斐然，卻因廉、奢品性，阿史那·社爾和郭孝恪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同的聲名，不能不讓人唏噓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