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上海寶山地方一戶周姓人家，有一雙待字閨中的女兒，花名鳳寶、鳳蓉。姐妹倆雖生在農桑之家，卻是出落得風致嫣然。一對標致女孩兒自是令其爹娘奇貨可居，盼著殷實人家來上門提親。這姐妹倆模樣可人，手腳也勤快，但就是天性風騷，見著鄉里的年輕男子，總喜歡以媚眼柔言勾人，與鄉里的浮浪子弟偶有桑間陌上之行。名聲漸漸傳開，正經人家自然不會再上門提親，姐妹倆耐不住寂寞，行為愈加放蕩不羈。
　　
　　民國二年的初秋時節，周家姐妹在棉花地里采摘棉花。時近黃昏，太陽的余暉把潔白的棉絮染成金黃色，遠看村鎮炊煙已裊裊升起。
　　
　　這時，妹妹鳳蓉瞧見鎮上張記糟坊的學徒李甲，挑著一擔米酒從田邊小路經過。鳳蓉連忙尖著嗓子喊道：“李兄，我倆正渴得慌呢，你快舀碗甜酒來我倆解解渴，快點！快點呀！”這個李甲也不是個正經人，平素就喜歡到處拈花惹草的，雖然出身貧家，只是個酒坊的小學徒，但長相不招人煩，嘴上又像涂了蜜似的，和鳳寶、鳳蓉在街上遇著，總是這邊廂嬌嗔嗲語，媚眼送波；那邊廂甜言蜜語，動手動腳的。這會兒，李甲四下里一張望，遠近無閑人，便找一隱蔽處把酒桶放穩了，打開桶蓋，米酒的醇香立刻飄散在空氣中。
　　
　　姐妹倆爭著拿粗瓷茶碗舀米酒喝，李甲走得口渴，也舀了兩碗仰脖喝下。這米酒上口甜絲絲的，不辣嗓子眼，后勁可不小。
　　
　　不一會兒，三個人的臉都變得暖烘烘、紅撲撲的，心口也突突地跳個不停。鳳蓉便伸手在李甲臉上撫摸著嬌聲道：“李兄，你也會臉紅啊？”鳳寶也探手往李甲的腋下腰間撓搔個不休。李甲嘿嘿嬉笑著，乘勢左摟右抱，三人拉扯嬉笑成一團。鳳寶冷不丁腳下一絆，站立不穩，往后仰天倒在地上，將李甲和鳳蓉也一并帶倒。李甲一下子壓在鳳寶身上，感覺軟綿綿的，欲火陡然竄上腦門。他抬起頭，四處看看，發現周圍都是半人高的棉花棵子，正值傍晚時分遠近也無閑人，便無所顧忌了……
　　
　　就在這時，李甲好像被大雨淋濕的棉桃一樣，一下子蔫了，接著整個人趴在鳳蓉的身上不再動彈。鳳蓉見狀，在下面推他、叫他，可他一動也不動。鳳寶也上前拉扯他，仍舊不見動彈。姐妹倆開始有些著急，覺著不像是在開玩笑。鳳蓉便掙扎著從李甲身下爬起，急忙系好衣衫，兩人合力將他翻了個身。只見他臉色煞白，千呼萬喚，卻一點兒反應都沒有。再摸摸胸口，也感覺不到心跳，探探鼻息，也沒有感覺。姐妹倆開始害怕起來，兩人相對無言，呆若木雞。
　　
　　夜色漸沉，姐妹倆再摸摸李甲，感覺他的身體漸漸變涼變硬。她們估摸著李甲已經死了，不知道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該怎么辦。兩人越想越害怕，便低聲哭泣起來。
　　
　　正巧，這時鎮上警所的警士路過這里，聽見路旁棉田中傳來女子的哭聲，便循聲找了過去，只見兩個少女相擁而泣，邊上躺著一具男尸。上前問明緣由，再仔細辨認了尸體，認出了是鎮上張記糟坊的學徒。人命關天，警士先將她們帶到鎮上的警所關押起來，然后趕緊找到所長報告這樁命案。
　　
　　第二天，警所一邊詳審命案發生的經過，一邊派仵作驗尸、驗酒。仵作仔細查驗李甲全身，沒發現任何傷口，那米酒和粗瓷碗中也沒有驗出毒物。仵作查驗的結論是，李甲是奸淫過度脫精而死。這樣的案子在當地從未發生過，又事關人命，十分棘手。小小的鎮警所實在不敢自作主張，于是趕緊將姐妹倆押送至寶山縣署。
　　
　　民國二年，正是袁世凱當政的北洋政府時期，其體制是由縣知事兼理司法，并設承審員輔助縣知事處理司法事務。縣署張知事接案后，立刻提審鳳寶、鳳蓉兩姐妹。雖然事情有些難以啟齒，但兩姐妹不敢有所隱瞞，一五一十將事情和盤托出。張知事又派仵作再次查驗李甲的尸身和米酒等物，還派人到事發地仔細踏勘，均未發現有蹊蹺之處。那張知事本是個庸碌怯懦之輩，加上從未遇到過這樣的案子，尋思這兩姐妹雖然不是有意害人，但傷風敗俗，又事關人命，便做出如下判定：此案事實確鑿，學徒李甲因輪奸斃命；周氏姐妹以通奸置人于死地，罪責難逃，唯因貪歡誤殺，情有可原，乃為比照男子奸殺婦人罪，減等治罪。
　　
　　案子便這樣了結了，周家雖然傷心，但出了人命，又是有辱家門的丑事，所以只有默認。鳳寶、鳳蓉兩姐妹只能相擁而泣，悔不該恣情縱欲，遭此報應。于是縣署一邊將此刑案具文上報備案，一邊準備擇日押解人犯履刑。
　　
　　話說那后來淪為親日派賣國賊，五四運動中北京學生要求嚴懲的曹、陸、章三人中的曹汝霖，那年才剛三十多歲。他出生于上海，早年留學日本東京政法大學，歸國后先派任清政府商部，又調入外務部，清朝末年已任外務部副大臣。辛亥革命后，曹汝霖改行當上了律師，因著法學與政治的背景，加之精明善辯，不久就聲譽鵲起。
　　
　　這年初秋，曹汝霖得閑和朋友相約到吳淞游覽。游得腳下乏力了，曹汝霖一行人便來到縣城，找一家門面像樣的飯館準備吃飯，點上焯白蝦、紅燒回魚、清蒸螃蟹等河鮮及菜蔬，要了一壇子老白酒。這回魚是長江口特產，鮮美無鱗，而初秋季節的白蝦最為肥鮮，雌蝦抱子，俗稱火白蝦。曹汝霖一行酌酒嘗鮮，海闊天空地閑扯著，這時鄰桌幾位食客的談話內容，引起了曹汝霖的興趣。
　　
　　鄰桌幾位男子高聲笑論的，正是上海寶山周家姐妹的案子。曹汝霖出于律師職業的敏感，立刻對這件稀奇古怪的案子充滿了好奇心，便上前問個究竟。市井之人對這種事關男女丑事的命案最是津津樂道，鄰桌食客聽說這位是從上海來的大律師，便七嘴八舌地爭著道來。
　　
　　聽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后，曹汝霖不禁為此地官民的無知而感到悲哀，便脫口道：“這里難道沒有懂法律的人嗎？”眾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爭相問他此話怎講？曹汝霖告訴大家，依照《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周氏姐妹是不應該被判刑的。眾人聞言，將信將疑。此話很快有人傳給了周氏族人。
　　
　　周氏姐妹被判重刑，其父母親屬肯定是傷心悲哀，但一是怒自己的女兒不爭氣，做出此等傷風敗俗之事，實在是難以啟齒張揚；二是身為普通老百姓，于理于法，難明就里，所以也覺得因奸致死人命，這樣判處，也是罪有應得；三是即使周家人不服，可以上訴于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可這樣的民告官之事，怎么會有勝訴的可能？所以周家雖然悲哀，卻并沒有為二女去爭訟的打算，只能是聽之任之了。當周氏族人得知，有上海的大律師對此判決持有異議，便馬上對翻案燃起了一線希望，推選一人去求曹汝霖為周家辯白。
　　
　　他們找到曹汝霖的時候，說明了來由，曹汝霖當場慨然允諾，答應幫他們翻案，便讓來的人取來筆墨紙硯，為周家代作控訴狀一篇，并言明不收酬謝。
　　
　　這份控訴狀的大意為：本案事屬奸斃，本無疑義；李甲為被害人，因奸致斃，事實昭彰，本也無辯論的余地。但是，本案從道理上來講雖是如此，在法律上如此判定卻不妥。此案最重要的地方，是要搞清楚李甲是否被強迫成奸的。假如無強迫行為，則屬于雙方自愿的行為，周家二女當然不負刑事責任。法理上犯罪之成立，應該以犯罪者是否有此犯罪能力為標準，如無犯罪能力，雖有犯罪的嫌疑，當然不能強以罪名加之嫌疑人。今控訴人系弱質少女，既無強迫求奸之能力，又無置人死地之要素，如李甲不愿通奸，控訴人焉能強求？何致斃命？李甲是心甘情愿相歡，貪欲而喪身，是咎由自取，報有應受。正如東晉王導對周伯仁之死自責說的那樣：“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指責控訴人對李甲的死亡負有某種責任是可以的，但判定二人加害于李甲的罪名卻是不能成立的。刑律上并無婦女強奸男子的條文，原判怎么能比擬男子奸死婦女的條文？任意援引比附，為法律所不容，請撤銷原判，以伸冤抑。
　　
　　周家人千恩萬謝后，急忙攜狀紙上訴于江蘇省高等審判廳。
　　
　　高等審判廳與高等檢察廳接到狀紙，見此訴狀條理明晰，振振有詞，知道不是一般訟師之所為。但此案為不同尋常之命案，又無成案可以參照，高審廳與高檢廳廳長也不敢決斷。于是，將此案用電報上報京師，請大理院（即最高法院）及總檢察廳定奪。大理院復電稱：此案法律無明文，不為罪。
　　
　　據此，江蘇高等審判廳宣告鳳寶、鳳蓉二人無罪，這對姐妹花遂得意外開釋。這樁奇案和曹大律師的義舉，也逐漸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
　　
　　在此案中，大律師曹汝霖伸張法理，義救雙鳳。但僅僅不到兩年，1915年5月，袁世凱政府迫于日本壓力，派新任外交總長陸徵祥和外交次長曹汝霖前往日本公使館，接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曹汝霖”三字從此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