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不時出現(xiàn)“回家過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陋習”（羅永浩語）這樣的激烈反對聲音，年還是要過的。而社會在變，生活在變，人也在變，相應的，過年的方式也在變。
　　
　　在寫于1935年的《記元旦》一文中，林語堂描述了自己從拒絕舊歷新年到敗給傳統(tǒng)習俗的心路歷程。他先是堅決地表示，“我的科學意識叫我不照舊歷過新年，而我也答應我不會”，然而，從仆人送來一碗臘八粥開始，他已經(jīng)感覺到舊歷新年的到來。而讓他一發(fā)不可收地勾起對舊歷新年美好記憶的，是一盆從福建老家送來的水仙花。
　　
　　“我不覺回憶到我的童年。當我接觸到水仙的香味，我的思想便回到那紅對聯(lián)，年夜飯，爆竹，紅燭，福建蜜橘，早晨的道賀和我那件一年只許穿一次的黑緞大褂。”水仙花的香味讓他想起家鄉(xiāng)的蘿卜糕，他特意去北四川路買了“二斤半一籃年糕”回家。吃著油煎年糕，水仙花的馥郁香味充滿著屋子，最后，鄰居的爆竹聲讓他從頭腦和心志的心理沖突中驚醒過來——“它們是有一種歐洲人所不能體會的撼動中國人心的力量”。
　　
　　他叫來自己的孩子：“阿經(jīng)，拿去給我買些高升鞭炮，撿最響最大的。記住，越大越好，越響越好。”“于是我便在爆竹的‘蓬——拍’聲中坐下吃年夜飯了。而我卻好像不自覺的感到非常的愉快。”
　　
　　禁令歸禁令，老百姓還是按老規(guī)矩過自己的年。
　　
　　林語堂拒絕過舊歷新年，是有前因的。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后，宣布改用公歷，并將這一天定為民國元年元旦；到了1914年1月，北京政府內(nèi)務部提請“定陰歷元旦為春節(jié)”。至此，原指陰歷歲首的“元旦”和“新年”，被用來指公歷1月1日，而陰歷歲首改稱“春節(jié)”——我們過春節(jié)，其實也只有100年歷史。
　　
　　在推行新歷、廢除舊歷上，南京國民政府一度很激進。1925年1月1日起實施的《實行陽歷新年的辦法》規(guī)定，陰歷新年之拜年慶祝等，均移在新年舉行。1930年，國民政府重申：“移置廢歷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種禮儀點綴娛樂等于國歷新年：（一）凡各地人民應將廢歷新年放假日數(shù)及廢歷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種禮儀娛樂點綴，如賀年、團拜、祀祖、春宴、觀燈、扎彩、貼春聯(lián)等一律移置國歷新年前后舉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執(zhí)著于舊歷新年，被視為“不曰頑固，即曰反對民國”。林語堂這樣自稱“新派”的知識分子，當然要表示自己不過舊歷新年的決心。然而，禁令歸禁令，老百姓還是按老規(guī)矩過自己的年。“大都市的民眾在‘國歷’一月一日雖然要虛應故事，在大門上貼一副變像（相）標語的春聯(lián)，而大門以內(nèi)卻若無其事，照常生活。一到‘農(nóng)歷’的臘月，小康之家從二十三日送灶起便忙碌起來，一直到正月十五夜元宵以后，才在筋疲力盡的情形下，結束了過年的變態(tài)生活。”記者伊弁在刊于《世紀評論》第一卷第六期的《過年》一文中這樣寫道。
　　
　　1934年年初，國民政府停止強制廢除陰歷，不得不承認“對于舊歷年關，除公務機關，民間習俗不宜過于干涉”。林語堂的《記元旦》寫的就是禁令取消之后的第一個舊歷年。巧合的是，一向表示不過年的魯迅也在此時表示：“十多年前，我看見人家過舊歷年，是反對的，現(xiàn)在卻心平氣和，覺得倒還熱鬧，還買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你過你的年，他過他的年，不想過年也完全沒問題。
　　
　　近年來，不想或者不敢回家過年的人是越來越多了。想開了，干脆不回家的畢竟是少數(shù)，更多的是想回而不敢回的，也就是所謂“恐歸族”。中國青年報社會調(diào)查中心2011年春節(jié)前做的一個調(diào)查顯示，41。1%的人認為自己是“恐歸族”，而過年不想回家的原因，69。4%的人選了“不能衣錦還鄉(xiāng)，面子上過不去”。
　　
　　“恐歸”的糾結在于，在理智上，知道春節(jié)很重要，父老鄉(xiāng)親盼著自己回去團聚；但情感上，實在不能接受回家后需要面對的一切：被問收入、被問有男/女友沒、被問什么時候要小孩……反向思考一下，如果傳統(tǒng)的“有錢沒錢，回家過年”改成“不回家，照樣過年”，是不是就可以不再糾結回不回家呢？
　　
　　曾有人撰文提出：“恐歸族”的誕生，“或者可以催生春節(jié)文化的新因子，如果合理引導，會更加豐富春節(jié)文化的內(nèi)涵，使古老的春節(jié)煥發(fā)出新的活力”。既然“恐歸”，那么，“不歸”是不是可以成為一種新的過年方式？比如，帶上父母出門旅游，一家人在路上，快快樂樂把年過了。或者把父母“誘導”成姚志德、紀經(jīng)書夫婦那樣退休后環(huán)球旅行的生活家，他們玩他們的，你們玩你們的。
　　
　　過年快不快樂，重要的還是心態(tài)。像魯迅那樣，一向不過舊歷年，但在有了一定閱歷，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他心平氣和地接受了這個節(jié)日：“今年卻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買花炮，夜則放之，蓋終年被迫被困，苦得夠了，人亦何苦不暫時吃一通乎。”而且，你過你的年，他過他的年，以前不想過年現(xiàn)在忽然想過，沒有問題；完全不想過年，也沒有問題。就像梁實秋的父親，在20世紀初期說出的話：“我愿在哪一天過年就在哪一天過年，何必跟著大家起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