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作家三毛在西柏林苦讀德文，學業的壓力、物質的貧乏和身在異國的寂寞，讓她在那個冬天的一個早晨突然崩潰。她把書埋在雪地里，“心一橫，逃課好了，凍死也沒什么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她跑去了東柏林墻，申請進入東德，被拒。不過她在關卡遇到了像《雷恩的女兒》里的那么英俊迫人的一位東德青年軍官，“有一副感人而燃燒的眼睛”，那時的三毛也正是一個美麗的妙齡女子，“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動人的——任他是誰”。他幫了她，給她發了臨時過境證件，把她拍的證件照小心放在胸口，靜默地，陪著她排隊。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兩個人都不曾說話，卻好像已經享受了一段最默契的時光。
　　
　　分開了，本已經不能再見，可還是見到了，他又像王子一樣出來拯救絕望的過不了關的她，他送她到車站，坐那輛車就可以返回西柏林，回到她的世界中，雖然只是一堵墻之隔，但那是咫尺天涯的隔絕。“沒有上車，他也不肯離去。就這么對著、僵著、抖著，站到看不清他的臉，除了那雙眼睛。”那雙西方人深邃的目光，就像一口井，“那雙眼睛里面，是一種不能解不能說不知前生是什么關系的一個謎和痛”。
　　
　　顧不得了，舍不得就這么分開，她拽著他的袖子，讓他跟他走，他說：“不可能，我有父母，快上！”她要留下，“我留一天留一天！”最后一刻，他把她推上車，“風很大，也急，我吊在車子踩腳板外急速地被帶離”。
　　
　　回去后，她高燒三日不退，被送進醫院。病痛之中，她依然在心里呼喊著一個沒有名字的人，“那份疼和空，仍像一把彎刀，一直割、一直割個不停”。
　　
　　這段奇遇，被三毛寫到了《傾城》這篇文章中。
　　
　　他們一見鐘情。那一刻，天地無光，世界沉寂，只有兩個人四目相對，陷落于愛情的羅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