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要離開。下了飛機正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的一個旅店里，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頭的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這是她三十年當中走遍各地，跟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也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發表，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發生了什么。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
　　
　　五年前，我采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一塊五毛錢的水，然后他向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樂了，說我們火車上從來就沒有發票。然后這個人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如果今天我們放棄了一塊五毛錢的發票，明天我們就有可能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利就只是一張紙。他后來贏了這場官司，我以為他會跟鐵道部結下梁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后，在餐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這個飯菜端到他面前說，您是現在要發票呢，還是吃完了之后我再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么贏得尊重？他說，我靠為我的權利所做的斗爭。這個人叫郝勁松，三十四歲的律師。
　　
　　去年我認識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這個六十多歲的男人說起來豐臺區的一所民工小學被拆遷的事。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墻上哭，說到這兒的時候他也動感情了，然后他從褲兜里掏出一塊皺皺巴巴的藍布手絹兒擦擦眼睛。這個人十八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后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說他所有做這件事的目的只是想為農民做一點事。他在我的采訪中說道，征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出在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在審這個節目的時候，我的領導說了一句話，說這個人就算說得再尖銳，我們也能播。我說為什么？他說因為他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希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說你的一生也經歷過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來保持你年輕時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然后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著一副棺材。他就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說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這個老人就給了他五百塊錢，讓他回家。他說我講這個故事給你聽是要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她由這些人創造并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去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是仍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只有這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珍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