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崗位負責還是為老板負責，有時候這二者是統一的，但有時候卻有微妙的區別。
　　
　　如果我們略去電視劇《潛伏》中國共斗爭的背景，你基本上可以在軍統天津站幾位高管的明爭暗斗中看到自己辦公室的些許影子。
　　
　　站長吳敬中，在上面有根基溝通順暢，在下面有威信知人善任，遇到大事沉得住氣，體恤下屬不推脫責任，剛柔相濟，有人情味，除了貪財，基本算個不錯的領導。情報處長陸橋山有靠山、有資歷，對業務漠不關心，對官位百折不撓，心急之下屢出敗招，自斷前程。前行動隊長馬奎，野心有余，智力不足，心高氣傲，竟然不把領導放在眼里，犯上作亂，最終命喪黃泉。至于主人公余則成，雖然洞悉人性弱點，對職場明察秋毫，但因為有信仰、有使命，只能當同志，不能看成同事，和其他人不具可比性。
　　
　　我特別想說的是李涯這個人。李涯在延安做臥底敗露，進入軍統天津站，基本相當于職場能人跳槽來到新公司。雖然是上面挖來委以重任的角色，但他的到來打亂了原來的利益格局，威脅到了其他同事對升職的心理預期，即使他能夠得到老板的信任和充分的授權，但來自同僚的敵意必然讓他的工作環境異常的復雜。
　　
　　如何能夠在新的環境中站得住腳，李涯采用了他認為最簡單有效的做法———讓業績說話，這是主流社會最拿得上臺面的價值觀。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無論解放區還是國統區，愛崗敬業努力工作總是老師教育學生、家長培養孩子、領導激勵員工的不貳法寶。其實所有價值觀的教育都是理想教育而非現實教育，所有的成長都是每個人在理想和現實之間通過實踐尋找平衡的過程。
　　
　　李涯相信自己的才能，相信他總會用自己的業績證明一切，但別人不給他這個機會，入職兩年，一事無成。面對同事的敵意，領導的不理解，備受挫折的李涯坐在辦公桌前潸然淚下。那個長鏡頭，讓無數在職場拼殺而又總是郁郁不得志的才子們感同身受，想起過去的蹉跎歲月如何能夠釋懷。
　　
　　忠于組織，才干卓著，廉潔奉公，睡在辦公室，吃在大食堂，除了工作沒有任何業余愛好，在任何一個組織中，李涯們都是最理想的員工，但卻并不都是每一位領導理想的下屬。在任何一個組織中，那些擔當領導職務的人大多是因為他們能夠給組織帶來更多的價值，而不是比其他人更忠實于組織。遇到吳敬中這樣的領導是李涯的不幸，他們對員工的評價在于能夠給自己而非組織的價值。余則成卻洞悉這個職場潛規則，自然會成為領導的心腹。而李涯這樣的員工雖然可以成為骨干，但永遠不能成為心腹。骨干的意思是，在工作中你會得到充分的授權，承擔巨大的責任，但在分享成果的時候常常被忽略。
　　
　　骨干不能成為心腹來自于他們的價值優越感。由于自身價值的不可替代性，他們擁有不同于普通員工的心理特征及行為模式。他們的價值信條是為崗位負責而不是為老板負責。在一家小作坊或者幾十人的小公司里，這兩者往往是合一的，而在一家有多個管理層級的大型組織里，二者之間卻有微妙的差異，李涯們認識不到這一點，把黨國和站長混為一談。
　　
　　在一個管理上有問題的組織中，人們最好的趨利避害方法就是以老板為中心。而如李涯那些試圖堅持原則，把組織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骨干員工們往往不能得到領導的賞識，不可避免地受到排擠，只落得在無人的角落暗自垂淚。
　　
　　有人批判李涯的虛偽，否定他工作動機的正當性，并試圖推導出李涯與一切反動派沒有本質的區別。但李涯真的不是吳敬中，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們都是小人物，沒辦法改變時局，但可以履行好自己的職責。
　　
　　管理學家德魯克說：“組織需要個人為其做出所需要的貢獻，個人需要把組織當成自己實現人生目標的工具。他要求能夠通過工作在職位上發揮所長建立自己的地位；他要求企業履行社會對個人的承諾，通過升遷機會實現社會正義。”這段話可以非常好地解釋李涯為什么在那樣一個依靠潛規則運行的組織里也不放棄努力工作。李涯的悲劇在于他沒有認真地去思考，自己現在所服務的組織已經不能夠實現他簡單的人生目標。
　　
　　劇中把情報工作做成買賣的謝若林說：“以后仗打完了，就不說什么主義了，只說錢。”無數人的行為驗證了謝若林預言的準確性，但有更多的人發現，錢并不能回答他們對自身價值的所有思考和追求。其實，謝若林那樣的純粹境界也不是誰都可以達到的，在任何社會人們都會有金錢之外的追求。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李涯的影子，現在不一定為“主義”而奮斗，但總要為自己的人生價值有個交代。
　　
　　混在一個沒有希望的組織里，再碰上一個心中只有私利的老板，除非你放下身段，從骨干混成心腹，你所得到的所有正向的人生觀教育，所學到的所有管理學的原理都成為你事業發展的羈絆。你唯一能做的是逃離。和平年代的最大好處是，你有充分的選擇權，而不必像李涯，在無盡的悲涼中等待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