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從來不去參與論戰、對打、對罵的，這讓我多年來能夠保持一顆平常心。也因為這顆平常心，我才敢拍《三槍》這部賀歲片，敢把姿態放得這么低，讓許多人大跌眼鏡。
　　
　　我不是辜負大家的期望，換句話說，我拍另外一部片子一樣會被大家討論，想說的人總是要說話的，這就是多元化的社會，跟十幾年前不一樣。
　　
　　以《紅高粱》為例，那時最尖銳的討論就是我“販賣中國的落后與愚昧給外國人看”，這樣說了我十幾年。為那句話，我委屈地說了30遍，在各種場合反復說，但是一點用都沒有。
　　
　　我那時年輕，血氣方剛，覺得人家是冤枉我。我憤憤不平，是因為我聽到外國人不是這樣說的。你們誰走到2000個外國人跟前，拿著話筒跟他們對話，會聽到他們一個個談的都是對這部電影的感受。我參加電影節很多次，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各個國家，沒有聽到一個人這么說，都是咱們自己這樣說。我說，你們是替人家瞎操心。
　　
　　我記得那時常常說的一句話是：“再過20年，我們還討論這個問題嗎？”現在的確不討論這個問題了，對吧？到今天它就是個滯后的話題。
　　
　　中國現在是什么樣，全世界都知道了，不需要通過一部電影去反映。中國要跟國際社會接軌，會越來越透明，還存在著靠張藝謀的一部電影把某些陰暗面揭露出來嗎？
　　
　　這不是我說了多少遍就能改正的，也不是給張藝謀平反了，說錯怪張藝謀了，就能解決的，而是我們學會了用正常的創作角度來看問題。到2000年以后，誰會再說《紅高粱》販賣中國的落后愚昧？
　　
　　這么透明的社會，中國有什么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包括我們的地震災害———我們第一時間向全世界開放。還是這個道理，我認為現在談論這部電影的事，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改變。
　　
　　這樣的討論你再過十年來看，大家還津津樂道不？對任何一部電影的導演，不管你說他是傻蛋，還是偉大，要十年之后再來看。創作有它自己的藝術規律，除了這個之外，沒有任何附加的東西，這才是創作。
　　
　　對《英雄》的批評集中在“為暴君和集權辯護”，甚至認為影片展示的是“法西斯美學”。評論家王彬彬不能認同《英雄》將代表集權和殘暴的秦始皇描寫成忍辱負重的英雄。
　　
　　現在很多關于《三槍》的討論，其實都不是針對電影本身。它引發爭論的原因其實是知識分子站在一個高度上談，附加了很多自己的東西；普通人站在另外一個高度談，每個人又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角度。我覺得，這都是電影創作外的東西。
　　
　　你還記得2000年雅典奧運會上的“中國八分鐘”嗎？回來以后一片罵聲，多少人都說千萬不要交給張藝謀，張藝謀會把咱們的形象弄完蛋的。多少知識分子斬釘截鐵地說出這樣的話。但是，凡是我能夠查到的評論，凡是我認識的外國人的評論，都不是這個意思。他們都是很好的評價，都說看到了開放的中國。
　　
　　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有時挺高，這個說，那個說，說得很多很多，驚動了上層，所以才有了一個決定：全球招標奧運總導演。后來全球競標，我就參加競標了。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我還是不敢說中國知識分子怎么想的，人家外國人看開幕式，就是看一個文藝表演。
　　
　　關于《三槍》的許多討論，我注意到了，我不認為是就電影來討論的。我開始就說要拍一個賀歲片，讓大家高興高興。我在電影院也看到，南北的觀眾在影院笑了不下30次。
　　
　　很多觀眾都這么跟我說：“張導演，其實這是個文藝片，不是商業片。”上海一個觀眾跟我說：“你把前面三分之一拿掉，后面基本上就是一個文藝片。”觀眾是看得很明白的，但這個問題在“首都文藝界”那個圈子里是說不清的。
　　
　　我說很多人不懂電影，為什么？電影是一定要分類型來談的，這個話題可以把許多人說的外行話分出來。全世界都這樣，電影就是藝術類和商業類。
　　
　　在參加藝術電影節時，我碰到過這樣的事情：放《我的父親母親》，電影音樂響了一點，評委們都不喜歡，說這樣有一點煽情，有一點偏商業性。當時，鞏俐是主席。評完獎之后，她私下跟我說：“導演，你的音樂要是沒有那么響，會好一些。就是音樂有一點好萊塢的樣子，不然有可能拿金獎的。”
　　
　　我們中國是不分電影類型的，要求所有的演員、所有的作品承擔全面性的適應。確實，我這次是姿態放得很低地去拍一個所謂的搞笑電影的，因為我沒有拍過這類電影。老百姓喜歡看賀歲片，這對導演來說是一個鍛煉。這個作品能拍到什么程度，我也有數。但是，現在的事實是，導演鍛煉是不可以的，大家會很憤怒，認為這是對觀眾的危害等等。像這樣的批評，已經不是在談電影了。
　　
　　我已經五十而知天命了，還說什么呢？我稍微有一點脆弱、稍微有一點委屈，這些人就把我打趴下，找不到北，也拍不成電影了。
　　
　　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希望中國會有很好的影評界。電影產業沒有影評人這個階層,是特別不正常的。好就好在還有網絡,有大家的很多發言,不再像原來集中在某些媒體的話語權當中。所以今天你看到每個人可以自由地發言,暢所欲言所帶來的那種激烈的對抗性,都是很有趣的。
　　
　　我覺得這種現象可能在我身上會持續很長時間。也許到我老了,拍不動了,我可以回頭很自豪地說：“我是在中國爭議最多的導演。我的作品不敢拿藝術定高低,但是為我的作品而寫的字、說的話,估計是第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