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達宇宙”何時能夠搭建完成？《阿凡達2》為什么要講述家庭的故事？導演詹姆斯·卡梅隆和我們聊了聊。

時隔13年，《阿凡達：水之道》似乎來得正是時候。

當電影正式宣布定檔時，《阿凡達2》的海報很快便在社交網絡上刷屏，但人們的感受有些五味雜陳。

一方面，這是新冠疫情出現以后，中國內地院線最大的一部引進片，上映時間比北美還要早一點——就像疫情前一樣；另一方面，當時各地的疫情形勢仍然較為嚴峻，沒有人知道公映那天有多少影院可以開門，又有多少觀眾能夠前去觀影。

幸好的是，幾天之后，各大城市的疫情防控措施陸續解綁、優化，《阿凡達2》趕上了第一波回歸影院的人潮。截至發稿前，《阿凡達2》在中國內地的票房超過了10億人民幣，全球票房累計超過了12億美元。

如何評價這部作品，將會是這幾個月里全球觀眾和影評人時常討論的問題，直到《阿凡達3》上映依然會被提起。不少看完《阿凡達2》的影評人和影迷都認為，詹姆斯·卡梅隆的電影證明了，大銀幕的觀影體驗是流媒體永遠無法提供的。卡梅隆本人卻沒有那么樂觀，他在此前的采訪中說：

“這個世界與我當初寫這個故事的時候已經完全不同了，疫情和流媒體給電影帶來了雙重打擊。或者，《阿凡達2》將讓大家重新找到去電影院的意義，這部電影肯定可以做到這一點。問題是現在有多少人還在乎這件事呢？”

最近，卡梅隆導演接受了《新周刊》的專訪，他說《阿凡達2》是他拍過的最私人的一部電影。在進入《阿凡達2》之前，讓我們先回到13年前的《阿凡達》。

《阿凡達》的影史地位

早在1994年，卡梅隆就開始撰寫《阿凡達》的劇本論述，但這部電影最早的靈感，可以追溯到他19歲時的一個夢境。卡梅隆曾回憶說，他在那天夜里夢見了發光的森林，樹木像光纖燈一樣，河流里游蕩著發光的粒子，地上的紫色苔蘚也發著微光，樹林還有一些蜥蜴，起飛時會變成旋轉的飛盤。

這是天才式的想象，發生于卡梅隆最潦倒的青年時期。19歲的卡梅隆剛剛入讀一所社區學院，一年后便離開學校，成為一名卡車司機，一邊拿著藍領的工資維持生活，一邊到圖書館自學電影。他常常開著卡車，構思一些“不切實際”的故事：“我至今記得我把卡車停在路邊，然后躲在路邊的廣告牌下面寫了20分鐘劇本，希望別被其他司機看到。”

即使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人們依然不太相信卡梅隆想象的“阿凡達”能夠拍出來。畢竟，早期的CG技術一般用來制作非人類角色或動畫片，而卡梅隆計劃用CG來打造一個逼真的外星種族乃至整個星球的生態環境。

一直到2005年，卡梅隆邀請專家搭建阿凡達世界的語言系統、動植物系統，這個項目才算是啟動了，但正式拍攝還要等到2007年確定演員之后。如果從最初寫劇本論述算起，《阿凡達》第一部耗時超過15年。

2023年，《阿凡達》重映后再度成為全球影史單片票房冠軍。

2009年電影上映后，冠絕影史的票房成績，當然對得起卡梅隆投入的時間和心力。在中國內地，《阿凡達》的觀影熱潮直接推動院線大幅增加硬件設施投資，杜比影院、IMAX、CINITY等專業影廳逐漸成為了影院的標配，讓中國影院全面進入了3D時代。當時的《洛杉磯時報》甚至表示，《阿凡達》對3D技術的貢獻就像1927年的《爵士歌手》一樣，后者是史上第一部有聲片。

那么，《阿凡達》這部作品可以在影史中排第幾？在國內最受大眾認可的豆瓣電影排行榜上，《阿凡達》排名73，好于98%的科幻片。但在科幻片這個類型片領域，票房成績和觀眾評分都不是最重要的評價標準，它是否能創造一種迷影文化或流行文化，似乎更值得注意。

在《阿凡達》上映五周年之時，電影記者斯科特·門德爾松便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阿凡達》的票房成績如此顯赫，但其留下的流行文化足跡又如此之少？狂熱影迷、主題商店、電影手辦、兒童玩具、二創作品等，都還沒有形成足夠的規模。

《阿凡達》的部分場景取景自張家界。

《阿凡達》上映13年之后，我們得到了其中一個答案：續集更新得太慢了。曾經讓卡梅隆辭去卡車司機工作的《星球大戰》，1977年首映后每隔3年就上映新作，觀眾在短短6年內就看完了三部曲。21世紀后的超級英雄大片，也基本每隔一兩年就有新的續集。

好在，現在《阿凡達》續集已經開始提速，《阿凡達3》已經殺青，預計將會在2024年上映，后面兩部續集預計每兩年便上映一部。加上育碧游戲《阿凡達：潘多拉邊境》，未來幾年《阿凡達》將會是21世紀最值得期待的電影IP。

作為觀眾，看《阿凡達》的時間只有3小時，或許無法想象一部科幻電影要拍出來并且取得票房奇跡的難度有多大。《星球大戰》導演盧卡斯曾經對卡梅隆說，《阿凡達》最美妙的東西之一便是創造出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真實世界”，里面的“每一只動物、每一只小蟲子、每一樣小東西，以及每一棵植物”感覺都是真的。盧卡斯說，這其實是科幻電影最難做到的地方。

“你可以寫出一部科幻作品，但你無法把它拍成電影。你能寫出來、你能描述出各種各樣的東西來，但你接下來會問，那些東西實際看起來會是什么樣子呢？你可以把它畫出來，然后說：‘嗯，這個樣子挺不錯，但它怎么才能運作起來呢？說實話，那些腿都長得太細了，它們支撐不起任何東西。’它看起來挺酷，接著，你就會運用真正的科學開始認真考慮它的可行性。但是在一部電影里要把它做出來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做出它技術上還達不到。科幻的無形障礙就是技術。”

《阿凡達》中的奇妙植物。

說到這里，或許可以嘗試給《阿凡達》一個定位了。科學史家江曉原認為，評價科幻片有三條標準——故事、奇觀和思想，而《阿凡達》恰好都能滿足，“不僅有一個相當不錯的故事，也有非常驚人的‘奇觀’，更蘊含了極為深刻的問題和思想——而且是以前的科幻影片中很少涉及和很少這樣表現的”。

俗套的故事或真實的歷史，往往都是現代化戰勝原始文明、發達戰勝落后、科學戰勝巫術，但《阿凡達》偏偏不是這樣的。江曉原認為這就是《阿凡達》可以成為“科幻電影史上的又一座豐碑”的重要原因，它敢于“反科學”“反現代化”，它認為納威人的文明更優秀，所以理應取得對人類的勝利。

在卡梅隆看來，他是一個短期悲觀、長期樂觀的人，正是因為對當前地球蒙受的生態災難的不滿和悲觀，驅使他拍攝了《阿凡達》，也正是因為他對人類仍然擁有信心，所以設計出了納威人這樣一個熱愛和平和自然的族群。

如今，《阿凡達2》已經上映半個月，它無疑值得二刷，但最好是到視聽效果更佳的放映廳。

《阿凡達》第一部的結尾，人類敗北，被納威人遣返地球。

對話詹姆斯·卡梅隆

《新周刊》：很多人都知道《阿凡達》的靈感來源于你的夢境。為《阿凡達》投入了那么多年的時間，其實你想實現什么夢想和目標？

詹姆斯·卡梅隆：我們在用兩種不同的方式去使用“夢”這個詞：一個是目標或愿望或對未來的展望；另一個就像一個真實的夢，就像一個真實的意識顯現。我一生都在做夢，所以，對于《阿凡達2》來說，自從我開始潛水以來，我就經常在夢中身處水下，與大型動物、魚類和令人難以置信的生物在一起。對我來說，這只是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

在《阿凡達》傳奇中，一切都是設計好的，我想在屏幕上看到擺在我們面前的未實現的夢想。多年來，我一直在與這個藝術家團隊合作，我們已經設計完成了三部作品并且正在制作中，《阿凡達4》《阿凡達5》都是出自于這些設計，這些電影中的風景和布景都漂亮得令人難以置信。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制作這些，并把這些圖像放在3D大屏幕上。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要花很長時間來做這件事。

《新周刊》：《阿凡達2》講的依然是納威人和天空人之間的矛盾，為什么不說說納威人內部的沖突，他們中間會出現反派嗎？

詹姆斯·卡梅隆：這很有趣，因為在《阿凡達2》中，我們仍然遵循這個想法，這是一種我稱之為“接受者”和“看護者”之間的沖突。原住民是自然的看護者和保護者，他們相信自己和自然之間的巨大平衡，與自然是和諧共處的。而來自地球的人，在他們的星球上干著汲取、移除、破壞、推平之類的事情。我認為重要的是人們要記住，這是一部由人類制作的供人類消費的電影。

所以，我們希望觀眾通過非人類的眼睛來看這些非常像人類的人，他們可能代表了我們這個星球歷史上擁有過的價值體系，來自真正的人類和原住民的文化。現在仍然存在那樣的人，盡管很少了，但這是我們作為人類實際上擁有的古老智慧。

這里還有另一種人類，他們是我們當代工業文明的產物。我們希望能夠走出自己，通過《阿凡達》的鏡頭，通過科學、小說和幻想的鏡頭，從外部審視我們的社會。我認為這對我們來說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

《阿凡達2》中的海洋族納威人。

《新周刊》：潘多拉人正在以一種更具靈性的方式看待他們的行星。

詹姆斯·卡梅隆：Exactly（是的），但我們也有能力做到。我們完全有能力這樣做。我們只需要在快節奏的城市生活中提醒自己，有這么多的技術供我們使用，可我們中的很多人都與地球失去了聯系。我認為全世界都患上了我所說的“自然缺失癥”。對吧？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們覺得自己已經遠離了大自然，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更加欣賞大自然。但我們失去了那種對自然的神奇的感覺。

《新周刊》：那么，你希望《阿凡達》系列講述一個什么樣的故事呢？是構建一個全新的民族，還是未來我們與外星文明的潛在沖突？

詹姆斯·卡梅隆：我認為《阿凡達》的人物和沖突已經或多或少地建立起來了。當我們現在開始探索不同的文化時，就像我們在《阿凡達3》中探索的一件事——納威人并非都是好人，而人類也并非都是壞人，因為這太簡單了，講故事的方式太黑白分明了。因此，隨著故事的發展，我們開始看到沖突雙方更加復雜。人類最終必須拯救自己，對吧？這就是我們這部電影想要表達的東西。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我們必須拯救自己，我們必須通過拯救自然來拯救自己。

《新周刊》：你是否認為自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阿凡達2》里，納威人再一次打敗了人類，潘多拉再次安全了。但在現實中，恐怕沒有這么理想的結局。

詹姆斯·卡梅隆：我并不認為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現實總是更加復雜，而商業和政治都會卷入其中。即使是我們相信并希望發生的事情，也會突然變得更加困難。但我認為，如果你心里有這樣的想法，你就會有拯救自然的心，就有可能重新安排我們的生活。通過這樣的方式，像古人、原住民一樣尊重自然，那么我們就會找到一種平衡。

這一切都是為了尋找平衡。我不想放棄我們奇妙的科學技術和科學，它們讓我們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了解世界、了解物理現實的本質。我喜歡天文學和生物學，我也喜歡物理學。我不想放棄這一切。我不想背棄我們文明創造的奇跡，但我也想找到它和自然的平衡，自然正在被破壞，海洋也在遭受苦難。比如珊瑚礁，世界各地還處于健康狀態的珊瑚群，可能只剩下20年、30年、40年的壽命了。它們最終會徹底死亡。因此，我們在100年后能看到的美麗事物，可能只會出現在電影中。我不想讓我的孩子和孫子們擁有那樣的世界。

所以，你問我是不是樂觀主義者？我可以說，我對人類很樂觀，但對我們現在的趨勢并不樂觀，不過我認為我們可以改變它。也許像《阿凡達》這樣的電影對這種改變會有一點點幫助。

在《阿凡達2》中，納威人與人類爆發海戰。

《新周刊》：所以，《阿凡達》的故事就是告訴人們，我們需要保護我們的土地？

詹姆斯·卡梅隆：我不認為人們需要被告知，我認為他們需要被激勵。我認為每個人都知道發生了什么，但我認為人們需要從內心去感受，而不是從頭腦中去感受。這部電影是發自內心的，電影沒有告訴你該做什么，也沒有告訴你如何解決問題。

《新周刊》：在電影院看《阿凡達》的時候，有一些觀眾哭了，當他們看到杰克家族有人去世，剩下的成員團聚在一起時。這是不是你拍過的最私人的一部電影？

詹姆斯·卡梅隆：我想是的，我以前接觸過“母親”“女兒”和“外星人”的主題，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這是我拍的第一部關于家庭的電影。自從我有了家庭，我養育了五個孩子，實際上他們中的四個已經離開了家，還有一個留在家里，她才十幾歲。

所有的孩子都經歷過青少年時期。我知道這有多難，我自己也經歷過。所以我想利用我作為一個藝術家所學到的、看到的和觀察到的東西，去和我的演員談論這些事情。《阿凡達》有一些年輕的演員，他們正處于這個年紀，所以他們能理解我所說的一切。薩姆·沃辛頓（男主角）和佐伊·西娜（女主角）都成為父母了。從《阿凡達》第一部電影到現在，他們都結婚了，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巧合的是，他們也正好都有三個兒子。所以，每個人都能在這部電影中看到自己。這就是我們想要講述的故事，將一個家庭置于危險之中。

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有一些孤兒沒有，《阿凡達》中也有孤兒這樣的角色。我們甚至有這樣一個角色，他能感受到對家庭的需求和渴望，但他卻沒有家庭。所以，在我看來，這些關于沖突的戲劇性主題都是世界共通的。你會面對沖突和障礙，但你也有來自家庭的愛和力量。我認為正是世界各地人們的普遍經歷，將他們與發生在另一個星球上的瘋狂而奇妙的神諭故事，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

在續集中，杰克一家將面臨家庭成員的變故。

《新周刊》：你認為一部好的科幻電影，應該達到什么樣的標準？

詹姆斯·卡梅隆：科幻小說是一種有趣的體裁。現在，我們有一點像是生活在科幻小說的世界里了，我們的生活和技術結合得如此緊密。如今幾乎很難分辨，哪里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哪里是科幻小說。但就一部偉大的科幻電影或科幻小說而言，我認為它必須把我們帶到一個不同的地方，這樣我們才能以某種方式回顧我們的處境，并對我們的處境有更多的了解。

也許它放大了我們現在正在經歷或尚未經歷過的威脅，或者我們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些威脅，但科幻電影將我們置于未來，使我們能夠看到可能的后果。我認為一部好的科幻電影，必須是一部好的戲劇，必須有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能夠讓人關心這些角色，與這些角色正在經歷的事情聯系起來。

《新周刊》：這部電影拍了很多年，你覺得最難的事情是什么？

詹姆斯·卡梅隆：我能想到很多東西。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那張白紙。電影故事總得來自于某個地方，對吧？我不是在改編一本書，也不是在重拍，所以，開始這一切都只是一張白紙。

那么，我們想傳達什么呢？在這種情況下，我找來了其他作家，我們一起想辦法解決了這個問題。然后，下一個大挑戰是弄清楚如何做關于水的鏡頭、如何去捕捉水中的人。你在電影中看到的角色所做的一切，都是由演員或特技替身去做的。角色不是動畫效果，那些生物才是。所以，我們必須弄清楚如何做到這一切。我大概花了兩年時間，才弄明白如何實現你在這部電影中所看到的一切效果。

下一個挑戰，是在CG技術中把它變成真實。水，一直是CG最難呈現的東西，我認為我們必須開發很多新的工具和技術，才能夠使這一切成為可能。理想情況下，我們的目標是創造一種無縫的攝影真實感。我不確定我們是否總能做到這一點，但我認為，我們確實創造了足夠的現實幻覺，讓這一切都能發揮作用。

《阿凡達》中的所有人物動作，甚至是坐騎的動作，都是真人演出。

《新周刊》：自疫情發生以來，電影業和好萊塢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詹姆斯·卡梅隆：我認為疫情的來臨就是最大的變化。從默片時代開始，我們就有了這種感覺——你總是可以去電影院和其他人坐在一起。然后大流行來了，你不能和其他人一起看電影了。與此同時，流媒體服務正在興起。突然之間，電影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后，一切都偏離了軌道。坦率地說，事實上，我很擔心我所制作的電影會成為博物館里展示的恐龍，成為不可能變成現實的東西。

我認為我們可以看到幾件事：一是人們想要找回那種戲劇體驗，它正在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然后，我們只需要把玩它，然后看看會發生什么。我們要么是恐龍，要么不是，我想我們會在接下來的幾周內找到答案。

作者：蕭奉 瑞亞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