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研究員林達的死留下許多疑問。警方從一開始就不相信是自殺，但調查幾個月后仍沒有他殺的證據，只好把卷宗歸到“未結疑案”中。引起懷疑的主要線索是他（？）留在電腦屏幕上的一行字（他是在單身公寓的電腦椅上服用過量安眠藥的），但這行字的意義撲朔迷離，晦澀難解。
　　養蜂人的諭旨。不要喚醒蜜蜂。
　　很多人認為這行字說明不了什么，它是打在屏幕上的，不存在“筆跡鑒定”的問題，因而可能是外人敲上的，甚至可能是通過網絡傳過來的。但懷疑派也有他們的推理根據：這行字存入記憶的時刻是13日凌晨3點15分，而法醫確定他的致死時間大約是13日凌晨3點半到4點半，時間太吻合了。在這樣的深更半夜，不會有好事者跑到這兒來敲上一行字。警方查了鍵盤上的指紋，只發現了林達和他女友蘇小姐的。但后來了解到，蘇小姐有非常過硬的不在現場的證據——那晚她一直在另一個男人的屋里。
　　這么著就只有兩種可能：或者，這行意義隱晦的字是林達自己敲上去的，可能是為了向某人或警方示警；或者，是某個外人輸進去的，但他絕不會是游戲之舉而是懷著某種動機。不管哪種可能，都偏于支持“他殺”的結論。
　　調查人詢問的第一個是科學院的公孫教授，因為他曾是林達的博士導師，林達死后又曾在同事中散布過林是“自殺”的猜測。調查人覺得，先對觀點與自己相左的人進行調查是比較謹慎的，可以避免先入為主的弊病。當然這只是原因之一，是那種比較講得出口的原因。實際上呢……人們都知道警方的一條原則：報案人的作案可能性必須首先排除。
　　公孫教授的住宅很漂亮，他穿著白色的家居服，滿頭白發，眉目疏朗。對林達之死他連呼可惜，說林達是他最看重的人，一個敏感的熱血青年；他還算不上最優秀的科學家（因為他太年輕），但他有最優秀的科學家頭腦，屬于那種幾十年才能遇上一個的天才，他的死亡是科學界的巨大不幸。至于林達的研究領域，他說是比較虛的，是研究電腦的智力和“窩石”。他的研究當然對人類很重要，但那是從長遠的意義而言，并沒有近期的或軍事上的作用，“絕不會有敵對國家為了他的研究而下毒手”。
　　談話期間他的表情很沉痛，但仍坦言“林達很可能是自殺”。因為天才往往脆弱，他們比凡人更能看穿宇宙和人生的本質，也常常因此導致心理的失衡。隨后他流暢地列舉了不少自殺的科學天才，名字都比較怪僻，調查人員未能記錄（保存有錄音），只記得提到一人是美國氫彈之父費米的朋友，他搞計算不用數學用表（那時還沒有計算機），因為數學用表上所有的數據他都能瞬間心算出來（這個細節給調查人員的印象很深）。但此人30余歲就因精神崩潰而自殺。
　　公孫教授說：“舉一個粗俗的例子，你們都是男人，天生知道追逐女人，生兒育女，可你們絕不會盤根究底，追問這種動機是從哪兒來的。但天才能看透生命的本質，他知道性欲來自荷爾蒙，母愛來自黃體胴，愛情只是‘基因們’為了延續自身而設下的陷阱。當他的理智力量過于強大，戰勝了肉體的本能時，就有可能造成精神上的崩潰。”
　　調查人員很有禮貌地聽他說完，問他這些話是否暗示林達的死“與男女關系有關”。很奇怪的是，公孫教授的情緒在這時有一個突然的變化，他不耐煩地說，很抱歉，他還有課，失陪。說完就起身送客。調查人員并未因他的粗暴無禮而發火，臨走時小心地問，他剛才所說的電腦“窩石”究竟是什么東西：“肯定那是極艱深的玩藝兒，我們不可能弄懂，只是請你用最簡單的語言描繪出一個大致的輪廓。”
　　公孫教授冷淡地說：以后吧，等以后我有了時間。
　　第二個調查者是林達的女友蘇小姐。她相當漂亮，可以說是性感，那時天氣還很涼，但她已經穿著露臍裝，超短裙，一雙白腴的美腿老在調查人的眼前晃蕩。兩個調查者對她的評價都不高，說她絕對屬于那種“沒心沒肺”的女人。林達尸骨未寒，她已經談笑風生了，連點悲傷的外表也不愿假裝，甚至在調查人在場的情況下，她還在電話里同某個男人發嗲。
　　蘇小姐非常坦率，承認她和林達“關系已經很深”，不過早就想和他拜拜了，因為他是個“書呆子，沒勁”。不錯，他的社會地位高，收入不錯，長得也相當英俊，但除此之外一無可取。幽會時林達常皺著眉頭走神，他的思維已經陷入光纜隧道之中，無法自拔，那是狹窄、漫長而黑暗的幽徑。他相信隧道盡頭是光與電織成的絢爛云霞，上帝就飄浮在云霞之中。林達很迷戀他的女友，迷戀她高聳的乳胸、修長的四肢、渾圓的臀部及其它種種妙處，即使在追蹤上帝時，他也無法舍棄這具肉體的魅力，公孫教授的分析并不完全適合他，但幽會時他又免不了走神。“我看近來他的神經不正常，肯定是自己尋死啦！”
　　關于林達死于“神經失常”的提法，這是第二次出現，調查者請她說一些具體的例證。蘇小姐說，最近林達對白蟻啦，螞蟻啦，黏菌啦經常掛在嘴邊。比如他常談蜜蜂的“整體智力”，說一只蜜蜂只不過是一根神經索串著幾個神經節，幾乎談不上智力，但只要它們的種群達到臨界數量，就能互相密切配合，建造連人類也嘆為觀止的蜂巢。它們的六角形蜂巢是按節省材料的最佳角度建造的，符合數學的精確。對了，近來他常到郊區看一個放蜂人……
　　調查者立即聯想到電腦屏幕上的奇怪留言，不用說，這個放蜂人必定是此案的關鍵。他們請她盡量回憶有關此人的情況。蘇小姐說我真的不清楚，他是一個人騎摩托去的，大概去過三次，都是當天返回，所以那人肯定在京城附近。林達回來后的神情比較怪，有時亢奮，有時憂郁，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什么“智力層面”等等，我記不住，也沒興趣聽。
　　調查者當然也盤問了案發那晚她的活動，確信她不在現場，便準備告辭。這時蘇小姐才漫不經心地說，噢對了，林達有一件風衣忘在我家，里邊好像有放蜂人的照片。聽了這句話，調查人的心情真可以用喜出望外來形容。衣袋里果然有一厚疊照片，多是拍的蜂箱和蜂群，只有一張是放蜂人的，那人正在取蜜，戴著防蜂蜇的面罩，模樣不太清晰。但蜂箱上提供了寶貴的信息，上面有紅漆寫的地址：浙江寧海橋頭。
　　調查進行到這兒可以說是峰回路轉。老刑偵人員常有這樣的經歷：看似容易查證的線索會突然中斷，看似山窮水盡時卻突然蹦出一條線索。三天后，調查人來到冀中平原，坐在這位放蜂人的帳篷里，四周是無邊無際的油菜花，閃爍著耀眼的金黃。至于尋找此人的方法，說穿了很簡單。他們知道這些到處追逐花期的放蜂人一般都不自備汽車，而是把蜂箱交火車或汽車運輸，于是，他們在本市聯運處查到了浙江寧海橋頭張樹林在15天前所填的貨運單據，便循跡追來了。 不過見面之后比較失望。至少，按中國電影導演的選人標準，這位張樹林絕對不是反派角色。他是個矮胖子，面色黑紅，說話中氣很足，非常豪爽健談。可能是因為放蜂生活太孤單了，他對兩位不速之客十分熱情，逼著客人一缸一缸地喝他的蜂糖水，弄得調查人老出外方便。帳篷里非常簡陋，活脫一個21世紀的中國吉普賽。一張行軍床上堆著沒有疊起的毛毯，飯鍋用三塊石頭支在地上，摔痕斑斑的茶缸上保留著“農業學大寨”的紅字。他的唯一同伴是他的小兒子，一個非常靦腆的孩子，他向調查人問聲好，就躲到外邊去了。
　　放蜂人的記憶力極好，20天前的往事像是錄了像似的，記得纖毫不差。一看到那疊照片他就說沒錯，是有這么個人找過我幾次，姓林，三十一二歲，讀書人模樣，穿著淡青色的風衣和銀色毛衣，騎一輛嘉陵摩托，車牌號的后三位數是248。“我倆對脾氣，談得攏，聊得痛快！”
　　問他究竟談了什么，他說都是有關蜜蜂生活習性的，便滔滔不絕地說下去。調查人接受了這番速成教育，離開時已經變成半個蜜蜂專家了。老張說：蜜蜂靠跳8字舞來指示蜜源，8字的中軸方向表示蜜源相對太陽的角度；蜜蜂中的雄蜂很可憐，交配后就被逐出蜂巢餓死，因為蜂群里不養“廢人”；養蜂人取蜜不可過頭，否則冬天再往蜂箱里補加蜂蜜時，它們知道這不是它們采的，就會隨意糟踐；蜂群大了，工蜂會自動用蜂蠟在蜂巢下方搭三四個新王臺。這時怪事就來了！勤勉溫馴的工蜂突然變得十分焦躁，它們不再給蜂王喂食，并成群結隊地圍著它，逼它到王臺中產卵，王臺中的幼蟲就是以后的新蜂王。新王快出生時，有差不多一半的工蜂跟著舊王飛出蜂箱，在附近的樹上抱成團，這時放蜂人就要布置誘箱，否則它們會飛走變成野蜂。進入新箱的蜜蜂從此徹底忘了舊巢，即使因某種原因找不到新巢，寧愿在外邊凍死餓死也決不回舊巢，就像是它們的記憶回路在離開舊巢時一下子給剪斷了！這時舊巢中正熱鬧呢，新王爬出王臺后，第一件事就是尋找其它王臺，把它咬破，工蜂會幫它把里邊的幼蟲咬死。不過，假如兩只蜂王同時出生，工蜂們就會采取絕對中立的態度，安靜地圍觀著這場決斗，直到其中一只被刺死，它們才一擁而上，把失敗者的尸體拖到蜂箱外。“想想這些小生靈真是透著靈氣，不說別的，你說分群時是誰負責點數？那么大的數可不好點吶，它們又沒有十個指頭。”
　　林達與放蜂人并肩立在緋云般的杏花里，白色的蜂箱一字兒排在地頭，黃褐相間的小生靈在他們周圍輕盈地飛舞。它們有自己的社會，有自己的數學和化學，有自己的道德、法律和信仰，有自己的語言和社交禮儀。一只孤蜂不能算是一個生命，它絕不可能在自然界存活下去。但蜂群達到一定數量后，就產生了一種整體智力。所以，稱它們為“蜂群”不是一個貼切的描述，應該說它們是一個叫作“大蜜蜂”的生物，而單個蜜蜂只能算作它的一個細胞。智力在這兒產生了突躍，整體大于個體之和。林達對著養蜂人禮拜，林達對著蜂群自言自語，他說這些小生靈可以讓我們徹悟宇宙之大道。他認真地追問老張，蜂群“分群”的臨界數量是多少，但他又反過來說，精確數值是沒有意義的，只要大略了解有這么一個“數量級”就行。放蜂的老張弄不明白這些話。
　　調查人員第二次聽到了“臨界數量”這個詞。這個詞聽起來有點神秘，也多少帶點危險性（他們都知道核彈爆炸就有一個臨界質量）。但他們針對這個詞的追問得不到放蜂人的響應，老張只是夾七夾八地扯一些題外話。他指著那張帶面罩的照片說，這張照片是林先生特意給我照的，林先生說要寄到我家，不知道寄了沒有。“本來不是取蜜期，他硬要我帶上防蜂罩為他表演。他說我帶上它像是帶上皇冠，說我是蜜蜂的神，蜜蜂的上帝。這個林先生不脫孩子氣，盡說一些傻話。”
　　調查人很敏銳，從這句平常話中聯想到蘇小姐說的“神經失常”，便掉頭緊追下去。老張后悔說了這句話——他不想對外人講說林先生的“缺點”，在再三追問下他才勉強說，對，林先生的確說過一些傻話。他說過，老張你“干涉”了蜜蜂的生活——你帶它們到處遷徙尋找蜜源，你剝奪了它們很大一部分勞動成果供人類享用，你幫它們分群繁殖，如此等等。但蜜蜂們能察覺這種“神的干涉”嗎？當然這肯定超出它們的智力范圍，但它們能不能依據僅有的低等智力“感覺”到某種跡象？比如，它們是否能感覺到比野蜂少了某種自由？比如，當養蜂人在冬天為缺糧的蜂群補充蜂蜜時，它們是否會意識到有一只仁慈的“上帝之手”？它們糟踐外來的蜂蜜，是否一種孩子式的賭氣？“林先生把我給逗笑了，我說它再聰明也是蟲呀，它們咋能知道這些。我看它們活得滿愜意的。不過，”他認真地辯解著，“林先生絕不是腦子有問題，他是愛蜂愛癡了，鉆到牛角尖里了。”
　　調查人對談話結果很失望，這條意外得來的線索等于斷了。他們曾把最大的疑點集中在“養蜂人”身上，但是現在呢，即使再多疑的人也會斷定，這位豪爽健談的張樹林絕不是陰謀中人。兩人臨告辭時對老張透露了林先生的不幸，放蜂人驚定之后涕淚滂沱，連聲哽咽著“好人不長壽，好人不長壽哇”。
　　調查人又到了北大附中，林達的最后一次社會活動是來這里對學生作了一場報告。當時負責接待的教導處陳主任困惑地說，這次報告是林達主動來校聯系的，也不收費。這種毛遂自薦的事學校是第一次碰上，對林達又不熟悉，原想婉言謝絕的，但看了那張中國科學院的工作證，就答應了。至于報告的實際效果，陳主任開玩笑說：“不好說，反正不會提高這次期中考試的成績。”
　　他們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喊來了5個聽過報告的學生，兩男三女，他們拘謹地坐在教導處的木椅上。這是學校晚自習時間，一排排教室靜寂無聲，窗戶向外瀉出雪亮的燈光，光怪陸離的霓虹燈在遠處的夜空中閃亮。學生們的回答不太一致，有人說林先生的報告不錯，有人說印象不深，但一個戴眼鏡女生的回答比較不同。
　　“深刻，他的報告非常深刻，”她認真地說，“不過并不是太新的東西。他大致是在闡述一種新近流行的哲學觀點：整體論。我恰好讀過有關整體論的一兩本英文原著。”
　　這個女孩個子瘦小，尖下巴，大眼睛，削肩膀，滿臉稚氣未脫，無論年齡還是個頭顯然比其他人小了一截。陳主任低聲說，你別看她其貌不揚，她是全市有名的小天才，已經跳了兩級，成績一直是拔尖的，英文程度最棒。調查人請其他同學回教室，他們想，與女孩單獨談話可能效果更好些。
　　果然，小女孩沒有了拘謹，兩眼閃亮地追憶道：什么是整體論？林先生舉例說，單個蜜蜂的智力極為有限，像蜂群中那些復雜的道德準則啦，復雜的習俗啦，復雜的建筑藍圖啦，都不可能存在于任何一只蜜蜂的腦中。但千萬只蜜蜂聚合成蜂群后，這些東西就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為什么如此？不知道。人類只是看到了這種突躍的外部跡象，但對突躍的深層機理毫無所知。又比如，人的大腦是由140億個神經元組成，單個神經元的構造和功能很簡單，不過是根據外來的刺激產生一個沖動。那么哪個神經元代表“我”？都不代表，只有足夠的神經元以一定的時空序列組合在一起，才會產生“窩石”…… 調查人又聽到了“窩石”這個詞，他們忙擺擺手，笑著請她稍停一下。小姑娘，請問什么是窩石？我們在調查中已經聽過這個詞，不會是腎結石之類的東西吧，從沒聽過腦中也會產生結石。
　　小女孩側過臉看著他們，笑意在目光中跳動。她竭力忍住笑，耐心地說，不是“窩石”，是“我識”。“我識”就是“我的意識”，就是意識到一個獨立于自然的“我”。人類嬰兒不到1歲就能產生“我識”，但電腦則不行，即使是戰勝卡斯帕羅夫的“深藍”，它也不會有“我”的成就感。“這是說數字電腦的情形，自從光腦、量子電腦、生物元件電腦這類模擬式電腦問世以來，情況已經有了很大變化。林先生在報告中也提到了‘標準人腦’和‘臨界數量’……”
　　調查人員相對苦笑，心想這小女孩怕是在用外星語言談話！他們再次請他稍停，解釋一下什么是“標準人腦”，這個名詞聽上去帶點兇殺的味道。女孩簡單地說，這只是一個度量單位，就像天文距離的度量可以使用光年、秒差距、天文單位一樣。過去，數字電腦的能力是用一些精確的參數來描述，像存儲容量（比特）、浮點運算速度（次/每秒）等。對于模擬電腦這種方式已不盡適合，有人新近提出用人腦的標準智力作參照單位。這種計算方法還沒有嚴格化，比如對世界電腦網絡總容量的計算，有人估算是100億標準人腦，有人則估算是為10000億，相差懸殊。“不過林先生有一個非常精辟的觀點，他說，精確數值是沒有意義的，不管是多少，反正目前的網絡容量早已超過了臨界數量，從而引發智力暴漲，暴漲的電腦智力已經不是我們所能理解的層面……”
　　調查人員很有禮貌地打斷了她的話，說很感謝她的幫忙，但是不能再耽誤她的學習時間了，再見。然后苦笑著離開學校。
　　他們還詢問了死者的祖父祖母（林達的父母不在本地）。按采訪時間順序來說他們是排在第三位，但調查報告中卻放到最后敘述，這可能是一種暗示——暗示寫報告者已傾向于接受林達祖父對死因的分析。那天他們到林老家中時，客廳里坐滿了人，一色是60歲以上的老太太，頭上頂著白色手巾，都在極虔誠極投入地哼哼著。林老急忙把兩人讓進他的書房，多少帶點難為情地解釋道，這都是妻子的教友，她們在為死者禱告。林老說，他和妻子留學英倫時都曾皈依天主，歸國后改變了信仰，但退休后老伴又把年輕時的信仰接續上了。“人各有志，我沒有勸她，我覺得在精神上有所寄托未嘗不是件好事。可惜妻子所接觸的老太太們都只有‘低層次’的信仰，她們不是追求精神上的凈化，而是執迷地相信天主會顯示神跡，這未免把宗教信仰庸俗化了。說實話，我沒想到我的老伴能和這些老太太們搞到一起。”
　　他對愛孫的不幸十分痛心，因為他知道孫子是一個天才，知道他一直在構筑一種代號“天耳”的宏大體系，用以探索超智力，探索不同智力層面間交流的可能性。但在談到林達的死因時，林老肯定地說是自殺，這點不用懷疑，你們不必耗費精力了。因為林達死前來過一次電話，很突兀地談了宗教信仰問題。“可惜我們沒聽出他的情緒暗流，我們真悔呀。”
　　林老說，近兩年他老伴一直在向孫子灌輸宗教信仰，常向他塞一些印刷粗糙的小冊子。不過她的努力一直毫無成效，看得出來，孫兒只是囿于禮貌才沒有當面反駁奶奶。但在那次奇怪的電話中林達突兀地宣布，他已經樹立了三點信仰：1、上帝是存在的；2、上帝將會善意地干涉人類的進程，但這種干涉肯定是不露形跡的；3、人類的分散型智力永遠不能理解上帝的高層面的思維。“我不知道他為什么突然獲得了宗教的感悟，也不知道他為什么講給我聽，而不是他奶奶。”林老緩緩地搖著頭，苦澀地說：“我不贊成他信教，但我覺得這三個觀點倒是可以接受的，它實際上正符合西方國家開明放達的現代宗教觀。不過孫子當時的情緒相當奇怪，似乎很焦灼，很苦惱。他在電話里粗魯地說，正因為我確定了上帝的存在，我才受不了他媽的這個鬼上帝。我不能忍受有一雙冥冥在上的眼睛看著我吃喝拉撒睡，就像我們研究猴子的取食行為和性行為一樣。尤其不能忍受的是，我們窮盡智力對科學的探索，在他看來不過是耗子鉆迷宮，是低級智能可憐的瞎撞亂碰。這樣的人生還有什么意義！我和老伴當然盡力勸慰了一番，可惜我們沒聽出他的情緒暗流，我們真悔呀。”林老搖著白發蒼蒼的頭顱，悲涼地重復著。
　　調查人懷疑地問，他真的會僅僅為這種異想天開而自殺？林老說會的，他會的，我們了解他的性格。林老自嘲地苦笑道，這正是林家的家風，我們對于精神的需求往往甚于對世俗生活的需求——可惜我見事遲了一步，沒能勸轉他。調查人員告別他下樓，看見他妻子在門口同十幾位教友們話別，教友們嚴肅地說，上帝會聽到我們的禱告，一定會的，達兒一定會升入天堂。兩人扭頭看看林先生，林先生輕輕搖搖頭，眸子中是莫名的悲哀。
　　那個星期六晚上，戴眼鏡的小女孩做完了作業，迫不及待地趴到電腦屏幕前。那是父母剛為她購置的光腦，一根纜線把她并入了網絡，并入無窮、無限和無涯。光纜就像是一條漫長的、狹窄的、絕對黑暗的隧道，她永遠不可能穿越它，永遠不可能盡睹隧道后的大千世界。她在屏幕上看到的，只是“網絡”愿意向她開放的、她的智力能夠理解的東西。但她仍在狂熱地探索著，以期能看到隧道中偶然一現的閃光。林達在臺上盯著她，林達盯著每一個年輕的聽眾，他的目光憂郁而平靜。這會兒沒人知道他即將去拜訪死神，以后恐怕也沒人理解他這次報告的動機。林達想起了創立“群論”的那位年輕數學家，他在決斗的前夜通宵未眠，急急地寫出了群論的要點——那時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人能理解它。至今，在那些珍貴的草稿上，還能觸摸到他死前的焦灼。草稿的空白處潦草地寫著：來不及了，沒有時間了。
　　林達說，蜜蜂早就具備了向高等文明進化的三個條件：群居生活、勞動和語言（形體語言）。相比人類，它們甚至還有一個遠為有利的條件：時間。至少在6000萬年前，它們已進化出了有效的蜜蜂社會。但蜜蜂的進化早就終結了，終結于一個很低的層面上（相對于人類文明而言）。為什么？生物學家說，只有一個原因，它們的腦容量太小，它們沒有具備向高等智力發展的物質基礎。如此說來，我們真該為自己1400克的大腦慶幸——可是孩子們啊，你們想沒想過，1400克的大腦很可能也有它的極限？人類智力也可能終結于某個高度？
　　沒有人向女孩轉述過林達的遺言：不要喚醒蜜蜂。不過，即使轉達過，她也可以不加理會的，因為她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