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未滿周歲就過繼給了嗣母陳氏。陳氏才學出眾，是周恩來的文化啟蒙老師。安葬嗣母是10歲的周恩來當家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1907年，生母去世后不久，周恩來的嗣母陳氏也在清江浦去世。一年中連續失去兩位母親，這個打擊對于幼小的周恩來來說是巨大的。由于父親常年在外做工，周恩來兄弟3人一下子失去了依靠，直接面臨著生存的威脅。周恩來領著兩個弟弟(一個9歲，一個4歲)，扶著陳氏的靈柩，乘船返回淮安，借債將陳氏安葬在周家的祖塋地。祖塋地位于淮安城東郊的閘口村夏莊組，是周恩來的曾祖父周樵水當年遷居淮安時買下的。周家在淮安沒有田地，除了駙馬巷的房屋(也就是周恩來的誕生地)外，只有這不足一畝的墳地。這里安葬著周恩來的祖父母、嗣父母、生母等13位親屬的遺骨。

周恩來對嗣母陳氏的感情很深，在日本留學時，他于1918年1月2日寫過這樣一篇日記：“我把帶來的母親(指嗣母陳氏)親筆寫的詩本，打開來念了幾篇，焚好了香，靜坐一會兒，覺得心里非常的難受，那眼淚忍不住的要流下來。計算母親寫詩的年月，離現在整整26年，那時候母親才15歲，還在外婆家呢。想起來時光易逝，墨跡還有，母親已去世10年了，不知還想著我這兒子沒有。”2月12日，當周恩來從家鄉的來信中得知爹爹(嗣父周貽淦)和娘(嗣母陳氏)的墳還露出棺材在外邊時，心里“越想越難受，恨不得即時回國，為家里處置這些事情才好”。

1941年周恩來曾表示，希望抗戰勝利后能到母親的墳前掃墓。他曾對記者說：“38年了，我沒有回家，母親墓前想來已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著恩情未報。”這也是有資料考證的周恩來對祖塋地的唯一印象。1950年他又深情地回憶：“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離淮安只有300余華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為淮安還有我兩個母親的墳……”

周恩來最早從1952年開始就計劃平掉淮安的祖墳，歷時13年。期間雖然遇到八嬸母楊氏等親屬的強烈反對以及地方政府的冷處理，但他平墳的態度卻一次比一次堅決，直至最后將祖墳平掉。

第一個階段是1952年，周恩來安排身邊的工作人員將其意見轉告淮安縣委。

1952年底，周恩來讓警衛干事王雨波將八嬸母楊氏護送回淮安。王雨波向周總理寫了報告，關于祖墳地的內容有：“把老太太送到家后，第二天(元月一日)上午見了縣長趙榮洲、秘書長張文高，向他們傳達了總理的指示。家里的墳地如果能種，而群眾要求要分，可讓群眾分去耕種。”這是有文字考證的周恩來第一次向淮安縣委表示要平墳還耕。

第二個階段是1958年，周恩來親自寫信給淮安縣委商討平墳事宜。

1958年6月29日，周恩來寫信給當時的淮安縣副縣長王汝祥轉淮安縣委，有關祖墳的內容是：“還有，我家有一點墳地，落在何方，我已經記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墳，有人認出，請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見。我先函告為證。”

第三個階段是1965年，周恩來安排適合的親屬專程回淮安，敦促淮安縣委和家鄉的親屬平墳。

1965年，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同弟弟周恩壽商議平墳一事。因為擔心鄉親們想不通不肯平墳，于是決定派一位親屬前去做工作并督辦此事。周恩壽自告奮勇，極愿前往。但是周恩來沒有同意，他說：“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來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縣里都要接待你，既影響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費。”見弟弟沒有異議，周恩來便說：“還是等在西安的爾萃回去辦吧，他母親在淮安，是探家，不會驚動地方領導。”1965年春節前，周爾萃回鄉探親，周恩來將這個任務鄭重地交給他，并明確交代：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下，做到不影響機耕。

周爾萃回到淮安后，首先將周恩來的意見轉告給了哥哥周爾輝和嫂嫂孫桂云，然后又向淮安縣委作了匯報。農歷除夕，周爾萃、孫桂云以及30多位當地生產隊的農民，來到周恩來祖塋地，平掉了墳頭，深埋了棺木。

周恩來得知后非常滿意，從工資中拿出70元錢給生產隊寄去，匯款人一欄里端端正正地寫上“周恩來”3個字，在附言一欄內還有幾行清晰的小字：“此款支付生產隊平墳工資和賠償青苗損失費。”此后，全國上下掀起了大規模的“平墳還田”運動。【星火作文網 www.easyzw.com】

1958年火化平墳，不留痕跡

1912年，父親周貽能帶周恩來到東北投奔四伯父周貽賡。1927年，周恩來在上海領導第3次工人武裝起義，周貽能去上海看望兒子。“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周恩來遭懸賞通緝，父親一直留在上海陪伴他，并幫他做些秘密通信聯絡工作。直至5月下旬，周恩來奉黨中央之命離開上海前往武漢，周貽能才返回東北謀生。1940年秋，周貽能隨周恩來到重慶，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以后，他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重慶紅巖村，也未曾續弦。

1942年7月10日，周貽能去世時，周恩來小腸疝氣發炎，正在中央醫院治療。董必武和紅巖村的同志經研究后，決定暫不將噩耗告訴他，等其出院后再說。周貽能的靈柩暫放在紅巖溝內，待周恩來回來后再出殯。據童小鵬回憶：“當7月13日周恩來出院回紅巖二樓辦公室，得知父親去世已三日時，悲痛欲絕，慟哭不已。隨后大聲責問辦事處處長錢之光，為什么不通知他，錢之光不敢回答。周恩來特別責問鄧大姐說：‘別人不了解我，你還不了解我？你為什么也瞞我？’鄧大姐只得流著眼淚認錯。一些同志聞聲到二樓走廊，聽到這些話，都為之感動得流淚。我更是淚流滿面。這天晚上，周恩來為父親守靈至拂曉。”7月18日，周貽能被安葬在沙坪壩小龍坎伏園寺墓地。周恩來頭戴孝帽，身穿白衣，走在送葬隊伍的最前列。伏園寺墓地里又一座新冢立起，墓碑中間豎刻著：父親周懋臣大人之墓。落款是：

男周恩來媳鄧穎超

民國卅一年

七月十八日敬立

周恩來在墓前向父親默哀，并深深地叩首、叩首、再叩首。

1952年2月，周恩來出訪亞非11國后途經重慶，時任市委書記任白戈向他匯報了擬把小龍坎墓地擴建成一處革命公墓的想法。周恩來當即明確表態：“兩位老人(周恩來的岳母、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也安葬在這里)的墓地是我的私人墓地，不能稱為公墓。如建公墓，我的父親和岳母應該從墓地移出火化，平墳還耕。”1958年11月，周恩來委派童小鵬等前去重慶，并交代說：“老人的墳是私墳，不能放在革命公墓。而且現在都提倡死后火化，不占地，墳墓也沒有再保留的必要，應平掉深埋，讓出這塊地。”童小鵬來到小龍坎伏園寺公墓后，讓工人把離該墓地約30米遠的一塊水田里的水放干，挖出一口5米深的墓坑，然后一一挖開墳墓，從墓穴中挖出13具棺材，再用卡車送到火葬場開棺火化，將骨灰裝入13個罐子中，并寫上死者的姓名，最后運回墓地放入坑中，蓋上石板，填土夯實，放水還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1960年平掉周家祖墳

1939年3月末，周恩來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將副部長的身份，自皖南到達浙江。在紹興期間，周恩來拜訪了姑父王子余，瞻仰了姑媽周桂珍的半身遺像，并向她三鞠躬。周恩來為定掃墓之事，還派秘書邱南章赴百歲堂周希農太公處，送去現金100元和一張便條，上面寫道：“希農太公公賜鑒：茲派人呈上國幣百元，請代辦明晨祭席四桌，并于午間代請寶橋本家各長幼午餐，煩瀆之請，容明晨面謝。專稟，敬請晚安。曾侄孫周恩來叩，即晚。”第二天，周恩來從縣商會回寶橋百歲堂老家，與周氏曾祖希農等10余人同往掃墓祭祖，包括涂山鴨嘴橋、石旗唐家岱、外王獅子山等周家的祖墳。周恩來曾祖周樵水就葬在外王獅子山公墓。每到一處墓地，周恩來都親自上香，行三鞠躬禮，給管墳人一些錢作酬謝。希農太公捧出《老八房祭簿》給周恩來看，當他看到樵水公之子云門，云門公之子懋臣(貽能)時，欣然舉筆在懋臣公之下寫上：“恩來……生于光緒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時。妻鄧穎超。”周恩來的孝行在紹興一時被傳為佳話。

1964年8月2日，周恩來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廳召來在京親屬，專門向他們講述家史：“曾祖樵水公的墳，人家來信問，已經破爛不堪了，準備重修，人家不肯深埋。我告訴他們不準修墳，要平墳，起碼不準修。”同時，他也指出“平墳的問題，也不能由我一個人決定，以后如有機會到紹興，我要找本家開個會，把墳平了”。后來，紹興的周家遵照周恩來的意見，將周家在紹興的幾處祖墳都平了，棺木全部就地深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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