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圣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于權(quán)衡，而務(wù)至于任鄙;戰(zhàn)士出死，而愿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jié)。用力者為任鄙，戰(zhàn)如賁、育，中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己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溪而掇金，赴溪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于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于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于伯夷不妄取，而不免于田成、盜跖之禍。何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奸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qiáng)不得侵弱，眾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奸人不僥幸。寄千金于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于不失奸，故天下無邪;羿巧于不失發(fā)，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于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手金城之內(nèi)，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奸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shè)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眾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死節(jié)，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dāng)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jié)德者，利莫長于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于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于權(quán)衡，死節(jié)于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于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翻譯

圣王確立的法治，賞賜足以鼓勵善行，威嚴(yán)足以制服暴亂，措施足以保證法制完全貫徹下去。太平盛世的臣子，功勞多的地位尊貴，出力大的賞賜優(yōu)厚，竭盡忠誠的名聲得以樹立。好事物就像春草層出不窮，壞事物就像秋葉枯萎凋謝，所以民眾奮勉竭力，樂于盡忠，這就叫君臣相宜。君臣相宜，所以能使出力的人自覺地服從法度竭盡全力，務(wù)求能像大力士任鄙那樣;戰(zhàn)士們出生入死，情愿像勇士孟賁、夏育那樣;維護(hù)法治的人都懷有忠貞之心，抱定伍子胥盡忠守節(jié)那樣的獻(xiàn)身精神。出力的人都像任鄙，戰(zhàn)士們都像孟貪、夏育，維護(hù)法治的人都心如金石，做君主的就可以高枕無憂而確保國家政權(quán)的原則也就完備了。

古代善于守道的君主，用重刑禁止輕罪，用人們不敢違反的法令制止人們?nèi)菀追傅淖镄?，所以君子和小人都安分守法，盜跖和曾參、史朗都一樣廉潔。根據(jù)在哪里呢?貪婪的盜賊不去深澗拾金，因為去深澗拾金，身體就難·以保全。孟賁、夏育不估量敵情，就得不到勇武的名聲;盜跖不預(yù)計可行性，就不能獲利。明君掌握禁令，孟賁、夏育在不該取勝的地方去取勝，就要受到制裁;盜歷在不該竊取的地方去竊取，就要受到懲罰;所以能禁止孟賁、夏育在不該取勝的地方取勝，防止盜跖在不該竊取的地方竊取。這樣一來，強(qiáng)暴的人就得小心了，奸邪的人就得改邪歸正了。強(qiáng)暴的人小心了，大盜賊正派了，天下就會公正太平，民眾的思想也就歸于正道了。

君主背離法治失掉人心，即使遇上像伯夷那樣清廉的人都會有危險，更難避免田成、盜跖這類人的禍害了。為什么?如今天下沒有一個伯夷，而奸人在社會上不斷出現(xiàn)，所以要確立法律制度。堅決按照法制標(biāo)準(zhǔn)辦事，那么，不但伯夷不會改變好行為，而且盜躍也不能為非作歹了。法制分明，賢人不能攫取不賢的人，強(qiáng)的不能侵?jǐn)_弱的，人多的不能欺負(fù)人少的。把天下置于堯的法令管制中，忠貞的人就不會失去本分，奸邪的人就難存僥幸心理。把干金置于后羿的神箭保護(hù)下，伯夷就不會丟失了，盜跖也不敢竊取了。堯懂得不放過壞人，所以天下沒有奸邪;拜技藝高超、箭不虛發(fā)，所以干金不會丟失。這樣一來，奸人就活不長了，盜跖也不敢再活動了。這樣一來，亂臣賊子，暴君賢臣，就都不會出現(xiàn)了。所以書籍里就不會記載宰予，不會提到六卿，也不會記載伍子胥，不會提到夫差了，孫武、吳起的謀略就會被廢棄，盜跖的賊心也會被收伏。君主在王宮里過著甘食美衣的生活，再不會結(jié)下怒目切齒的仇恨，遭到篡權(quán)顛覆的災(zāi)難;臣下在都城中垂衣拱手，無憂無慮，再不會遭到意外的災(zāi)禍，激起強(qiáng)烈的怨恨。制服老虎而不用籠子，禁止奸邪而不用刑法，杜絕虛假而不用符信，這是孟賁、夏育感到擔(dān)心的，也是堯、舜感到為難的。所以設(shè)下籠子，不是用來防備老鼠的，而是為了使怯懦的人也能制服老虎;立下法度，不是用來防備曾參、史紹的，而是為了使庸君也能禁止盜跖;制作符信，不是用來防備尾生的、而是為了使大家不再互相欺詐。不要只依靠比干那樣的誓死效忠，也不要幻想亂臣會不行欺詐;而要依靠能使怯懦的人制服老虎的籠子，把握住能使庸君容易保住政權(quán)的法令。處在現(xiàn)在這個時代，為君主盡忠思慮，為天下造福的法寶，再沒有比上述這些更符合長遠(yuǎn)利益了。所以做君主的沒有亡國的前途，忠臣沒有殺身的危險。知道尊法必賞，所以能使人們根據(jù)法制竭盡全力，誓死忠于職守。縱有孟賁、夏育一樣勇猛的脾氣，人們也不敢輕易地去送死;縱受盜跖一樣貪心的迷惑，人們也不會為了財物去喪生;達(dá)到了這樣的境界，確保政權(quán)穩(wěn)固的原則就算完備無缺了。

作者簡介

韓非子(約前280-前233)，即韓非，為韓國國君之子，戰(zhàn)國末期韓國人，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xué)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稱“韓子”或“韓非子”，中國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著作有《韓非子》一書。